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又引发了各方的热烈讨论。然而，企业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这几年，每当灾难发生时，政府抑或社会，都极力号召企业捐款，似乎企业捐款越多，才越能体现企业所担当的社会责任。捐款表爱心无可厚非，但政府明里鼓励，暗里甚至是强迫的时候，其意义就不那么纯粹了。

有评论认为，企业不是社会救助机构，慈善救助应该由政府去做，而不应随意转嫁给企业。企业的慈善救助行为应该鼓励和提倡，但企业应当在合法合规经营、为股东多盈利的前提下再去做慈善。

著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志毅对《新财经》记者指出：“慈善不是企业必须做的，但它是每个有能力的企业应该做的。中国企业的形态很多，但毫无疑问，慈善公益是所有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企业的发展得到社会的很大支持，比如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等。”
 
热闹的捐款比赛

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起，国内便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捐款潮。

众企业争先恐后加码捐献，动辄超亿，而且是比着捐。舆论也跟着造势，谁捐得少就批谁。汶川大地震后，长长的企业家捐款名单显示：香港长实主席李嘉诚先捐3000万元港币，之后再捐1亿港币；香港恒基地产李兆基先捐1000万港元，再捐1亿港元；王永庆捐1亿元人民币；碧桂园杨惠妍捐1000万元人民币；苏宁电器张近东捐5000万人民币……

在汶川大地震捐款企业中，万科集团捐款200万元人民币，被视为“铁公鸡”，一时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万科集团的捐款，以及王石在博客上的一番解释，最终导致他被舆论的子弹射成重伤。

当年的募捐活动，可谓热闹非凡，在各方舆论的助推下，募捐高潮迭起。

知名评论人士李承鹏当时写下一篇博文《当捐款已成比赛》，他在博文中提到的激越男和煽情女的对话让人无语，那台著名的捐赠晚会，被打造得如同春晚般热闹。李承鹏说：“主持人义无反顾地煽情下去，把自己当成了感动牌复读机。”李承鹏在博文中的分析虽说有些冷幽默，却不失理性。

之后玉树地震，企业再度解囊捐款献爱心。而此时，原本是出于真诚的爱心行为，已部分演变成迫于社会和舆论等各方压力的攀比行为。一时间，不捐款似乎就不足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有人尖锐地指出，如果对这类慈善加个定语，“超级”绝不为过。超级慈善，前所未有地侵袭着中国的社会和企业。更有企业家坦言：“我不在乎上不上财富榜，但是我在意是不是上了胡润的慈善榜。”慈善捐赠本不应带有过多的功利色彩，但如今已经逐渐变成了带有“三八”色彩或捞取个人名望的当代“超级时尚”。

捐款成为比赛，慈善一夜走红。有人称，这是政府和谐社会的召唤；也有人称，这是企业在营销自己。面对这样的慈善捐赠环境，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企业界人士无奈地表示：“变味了。”
 
慈善光环的背后

在电视观众热泪盈眶，感动于企业家的慷慨解囊时，殊不知有些企业这边踊跃捐款，那边却在琢磨逃税；今天捐了款，明天却要为生计发愁；前脚捐了款，后脚就去与政府谈条件。慈善捐赠在某些捐赠大户那里，已变成了获取自身利益的砝码。原本单纯的爱心表达，已经不再单纯。

曾荣登2006年胡润内地百富榜，坐拥8亿元人民币的广东顺德区金龙油墨化工有限公司、金冠涂料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伟彬，曾是顺德商界的传奇人物。1991年，他还只是一个上门推销聚酯漆的小老板，数年之后，便成为了这个行业的“涂料大王”。

然而最终，周伟彬却因逃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据悉，他的逃税行为就是在“慈善”光环的掩盖下完成的。

1999年前后，周伟彬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期间，两次大型捐款活动，他都捐了300万元。在其他诸多慈善活动中，也有他的捐款记录。为此，周伟彬在2000年当选为“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直到事发前，谁也不知道周伟彬捐款的“深刻用意”。

以捐款之名行逃税之实，最终把自己卷入犯罪旋涡的企业家，时有所见。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指出，富有阶层中，的确有少数人企图通过慈善进行宣传、洗钱、逃税。

此外，“诺而不捐”、“诈捐”，在捐款的同时，却饱受质疑的企业和企业家也是层不出穷。农夫山泉、牛根生等就曾先后陷入了这样的是非之中。

越来越多怀揣不单纯动机的企业东窗事发。以至后来，企业家只要一与慈善沾边，就会引来尴尬。去年，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的举动，就直接引发了对他的质疑之声。当时，陈发树放言要做“中国巴菲特”，宣布捐出价值80多亿元的股份成立慈善基金。此言一出，立即招来质疑一片：“假慈善”、“洗钱”、“逃税”……陈发树无论如何也料不到，一个慈善想法，会把自己推上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
陈发树之前，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家遭遇过此种尴尬。同是在去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称，要将超过半数的自有股份捐出，成立基金会。随之，质疑声四起。舆论认为其此举动机可疑，是富豪的慈善秀。
借用慈善基金会逃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种带有“慈善”光环的做法，把公众的视听搅得混沌一片，已然分不清哪些是真慈善，哪些是伪慈善了。

与此不同，另有一些企业则是自身财力堪忧，却迫于社会或舆论压力，愣要打肿脸充胖子，置企业存亡于不顾，也要争上慈善榜。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指出，企业连自身发展都维持不下去，却满世界搞“慈善”，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企业应先把最应该履行的责任履行到底，有余力再谈其他。”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虽然质疑声不断，但在不少公众的眼里，慈善确已成为了企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美国上世纪初的工业巨子卡耐基有一句名言：“在巨大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的说法，代表了许多慈善企业家的信念。然而，慈善究竟是不是企业直接的社会责任？企业真正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各种标准不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有一个著名的“六层次”理论。他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层次、多体系的概念。慈善在其中处于相对高的位置。企业要对社会做的，第一是要在产品上对社会负责。第二是履行对员工的责任，劳动力也是一种购买，企业必须保证工人的生活、健康、进步。第三是社区环境的负责任，保证其工业生产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第四是“企业公民”的概念，企业要促进社区的和谐，参与到社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中。第五个层次才是所谓的企业公益。第六层次，则是超越企业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国家，去关注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比如防止战争发生等。

这六个层次之间是互相递进的关系，低层次的责任履行后，才可能去履行高层次的责任。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慈善只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也指出，公益活动确实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姜万军也认为，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仅理解为慈善，太过狭隘。据了解，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开发的社会责任评估体系，用23个指标衡量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其中“社会”方面有9个指标，包括企业员工权益保护、产品安全等，最后一个指标才是社会捐助。

何志毅表示：“从企业的角度上讲，首先是为企业负责。做慈善并不一定要拿钱出来，也可以拿时间出来，拿智慧出来，拿企业的一些专业人力出来也可以。”

慈善乱象 谁的责任

作为北京大学知名教授，何志毅是国内最早倡议并身体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本土商业思想者之一。他指出，美国每年的慈善捐款占到GDP的2.3%，在中国这个数字则低于千分之二，相去甚远。

中国的慈善事业仅仅是刚刚起步，无论是规模还是参与度，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中国有陈光标这样的“首善”，但慈善捐赠整体环境欠佳。

慈善事业的大背景是国家的提倡和推动，提倡捐款，也算得上是善意的引导。但是，一边在捐款，另一边却在挥霍浪费；一边是索捐、逼捐、搞捐款排行榜，一边却是公款私用，奢侈无度。“这样的捐款还有多少实际意义？”公众和舆论对此提出质疑，也就不难理解了。

剔除个别企业家的别样动机，目前我国慈善基金的信息披露和资金使用情况不透明，也容易让公众产生猜疑。企业家的捐赠，投入了多少，用在了哪里，哪些人受益，可能捐款人自己也无从知道。从事慈善公益的业内人士认为，部分基金会的运作，基本处于不透明状态。主管机关、捐赠人、社会公众对基金会的监督，缺乏有效的途径，对基金会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自我监督”。

“中国的一些慈善公益机构并不是真正的NGO组织（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何志毅指出：“中国对这类问题应该怎样去管理，也没有很健全的法律法规。国外很多企业都是在寻找专业的组织，但在中国这些组织还不够健全。”

“尽管有各种问题，但中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会在发展过程中去逐步完善的。”何志毅表示：“这是一个漫长的反复与社会磨合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也要经历这个过程，企业和社会有一个合理的边界。慈善公益是企业绕不过去的话题。我们应该鼓励企业做慈善事业。但社会怎样去规避某些不良行为，这需要磨合，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法律法规来解决。”

何志毅告诉记者，当社会财富积累不均后，公众就有了一些不平衡心态，希望企业不停地做慈善。但他同时指出：“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太多了。光靠政府拿税收来解决是不可取的，社会期待（企业能做一些事），但不能逼企业一定要拿出多少钱来做慈善。”

慈善捐款是好事，但要看怎么去做。同时，舆论也不能只盯着慈善。比如，每次自然灾害发生后，全社会的兴奋点都集中在了企业的捐款上，对防灾、减灾、汲取经验教训，改进政府工作却视而不见。企业捐款多，财政支出的负担就小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指出，相关主管部门存在的许多问题，或许在热闹的捐款比赛中被忽略了，这也是有些人希望舆论关注的兴奋点集中在捐款上的原因，他们希望最好能永远讨论下去。与其年年搞捐款排行榜，对捐赠落后者进行道德审判，不如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让公众有权利参与监督慈善经费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