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企业该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有没有极限？INSEAD学院题为《抗流感：藉达菲药物储备问题探讨流行病应变策略》(Fighting the Flu: Tamiflu Stockpiling: A Pandemic Preparedness Policy)的案例研究适时地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课题。
该案例研究分析了拥有抗流感药物“达菲”专利权的瑞士制药公司罗氏集团如何采取措施确保全球药量供给充足，以应对蓄势待发的新一波全球瘟疫的情形。
“达菲”是对抗猪流感的有效药物之一。猪流感首发于墨西哥并于4月24日被确诊。在几天之内病毒已迅速蔓延到西班牙、美国、新西兰、以色列等国家，而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出现很多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将流行病警戒提升到第五级，这意味着这种疾病可能在人和人之间传播。
INSEAD营运管理学教授卢克o沃森霍夫（Luk Van Wassenhove）说：“罗氏案例特别有意思，因为该公司正处于很特殊的处境中。全球对达菲药物的需求使罗氏这个拥有全球“达菲”专利的公司陷入了一个很艰难的处境。”沃森霍夫和INSEAD的客座研究员拉米纳o沙米（Ramina Samii）是这篇2008年罗氏案例研究报告的合著者。
那么罗氏的处境有多难？试想如果罗氏本来能够生产足够的达菲但他们没有做到，又假如疫情爆发，有5千万人由于没能及时用上达菲药而丧命，罗氏作为达菲专利生产商，责任将有多大？恐怕公司到时将关门大吉。
庆幸的是，罗氏公司已采取行动以生产足够的药物。这包括在自己承担所有开支的情况下建立全球生产网络，以确保能够满足“万一”出现的巨量需求。
“问题是：该公司还要做些什么才算尽到社会责任？毕竟，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身兼INSEAD社会创新中心主任的沃森霍夫提出了疑问。
早在20世纪90年代，罗氏就着力促请各国政府积极应对流行病毒，但各国政府置若罔闻。罗氏于1999年在全球推出了抗季节性流感药物达菲并一年生产2000万剂。不久就爆发了禽流感并很快蔓延到亚洲各国。
尽管缺乏政府部门的支持，罗氏公司毅然决定把达菲生产量从原有的2000万剂增加到5500万剂。而在2005年，由于美国政府要求罗氏供应两亿剂达菲，公司决定在2006年年底前把产量提高到四亿剂。
罗氏本身的资源并不能应付这样巨大的产量。于是它在全球各地进行审核授权，最终网罗10个国家的18个公司作为全球供应网络的核心合作伙伴。罗氏承担所有合作设置的成本，包括资本投资、技术转移、资格认证以及药典备案开支等等。
除此之外，罗氏还在供应链的每一区域增添一名供应商，并授予生产许可证给中国和印度的三家公司，同时它还和一家南非的公司分享生产技术。由于流感没有专利保护，未发展国家完全可以仿制生产达菲而不致侵犯反罗氏专利权。
2005年8月，罗氏同意捐赠300万剂达菲给美国和瑞士作为库存。研究表明，这样的库存量能有效阻止流感从源头传播开来。2006年1月，罗氏又同意捐赠另200万剂作为特定区域的库存。
随着禽流感的爆发造成死亡案例并引发恐慌，各国政府一改之前的置若罔闻态度，并对达菲趋之若鹜。2007年初，罗氏收到近80个国家2000万剂达菲订单。罗氏同时也致力于研究延长达菲的保质期至5年以上。
“迄今为止，这一切费用都由罗氏承担，基本上公司把它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沃森霍夫说，“罗氏认为这义不容辞，因为它关系到公司的企业声誉。但现在它是否还得继续承担这样的负担呢？还是应由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来承担这些开支呢？”
在了解罗氏公司之社会责任应该有多大多广前，很难说全球已做好对抗流感的准备。因为有些国家买得起达菲有些买不起，罗氏是否有义务为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提供廉价或免费的药物？
再有，在配给药物中谁享有优先权？试想如果真的疫情爆发，显然医生、护士、医院具有优先权。但警察和部队呢？他们应该也在优先名单内，毕竟，警察和部队要维护公共安全。卡特里娜飓风的教训应该还历历在目。
“对这次大流感，我们的应对措施是否周全？”沃森霍夫质疑道，“答案是否定的。虽有先前的教训，但情形没有多大改善，我们还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让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民正确应对流感而不陷入恐慌。”
“在特定形势下，政府必须要承担责任，地方社区必须承担责任，个人也必须承担责任。如果大家都分担责任，必然可以发展出有效措施，使我们在应对突发危机时更具抗逆能力。”
这个观点得到参加INSEAD瑞士校友会在日内瓦举办的健康专家会议的专家们的认同。这些专家包括国际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主任甘纳尔o罗迪尔（Guenael Rodier），罗氏公司全球流感专责小组组长大卫o雷迪（David Reddy），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学教授帕山o亚达夫（Prashant Yadav）。
“鉴于目前全球性旅行和商贸活动频密，下一波危机难免很快波及全球各国，而目前对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药物和疫苗的供应链还欠完善，这些药物和疫苗将无法在第一时间运抵这些国家。因此，开辟新的药物配发渠道势在必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如此，”身兼INSEAD社会创新中心客座教授的亚达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