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33岁，鬓角头发已近全白。3年前还不是这样。”2010年平安夜，陈昊芝在微博上如此感叹。这大概跟当天早上赵嘉敏对译言往事的一连串“爆料”有关，内容涉及他出走的原因以及清退股权等问题。
两人同为译言网的联合创始人，赵嘉敏通过一封邮件不经意间发现了陈昊芝，认为陈是“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人选”。谁知，最后恰恰因为与这个合作伙伴的决裂，出走译言，创办了类似的东西网。
陈对赵在网上的炮轰没有公开回应，“怎么辩驳呢？你是黄光裕还是陈晓呢？你也不是那个级别的人，就算你是那个级别的人，到最后不也被说成是狗咬狗了吗？”他还表示，今天之所以被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年轻的时候也曾这样对待过别人。
即使作为旁观者，亦很难判定谁是谁非。关键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何在？为何决裂？探寻问题本身，或许能为创业者如何选择合作伙伴以及与之相处带来一定的思考和借鉴。这是意义所在。 要不要商业化？ 从一开始，这个公司就不太平静。
2006年底，陈昊芝见到正在国内出差的赵恺，促成了次年4月份译言在国内的落地。赵嘉敏、张雷、赵恺三个创始人都在国外，陈昊芝就成了译言在国内的注册法人、总经理兼董事长。陈昊芝说，早期他在译言类似投资人，公司日常管理更多地还是由国外的创始人具体负责。
然而，这几个人对译言的期望却不尽相同，“我是想帮助一个朋友做自主学习英语的事情，当时想在网上找一些人做英文图书翻译，比如英文经典名著。偶然之间发现了译言，而译言刚刚翻译了《连线》杂志主编的长尾理论，觉得跟自己想做的事情很吻合。”陈昊芝回忆说，“但创始人张雷的想法是做维基百科那样的。”促使他们最终走到一起的，是双方的妥协，“他们对这种做图书翻译的商业化运作也比较认可，同时我觉得做用户贡献的方式也合理，总得有一个过程。”
译言成立之后，共吸纳了7位股东。赵嘉敏、张雷、赵恺作为创始人，分别占有28%、25%、25%的股份，陈昊芝占有10%。其他三位股东分别是新东方早期初创者之一陈平(此人1993年之后就基本淡出)以及赵嘉敏和陈昊芝各自的一位朋友，他们享有其余股权。
2007年年初，三位创始人回国看了看“寄养”的这个孩子长势如何，“没有增长，也就是持平。”赵嘉敏说，他还引述张雷的话，“译言也就这样了，可能做不起来，但也死不掉。”随后，赵嘉敏主动请缨回国，想把译言做起来。5月，他放弃美国的工作和即将到手的绿卡，拖家带口回到国内。
当时几乎所有股东都认为他不适合运营国内的公司，“他们觉得很多想法、做法可能不太适合中国国情，我就跟另外两个创始人说，我需要用半年的时间适应国内环境。”赵嘉敏说。所以，他回国后就在一个朋友的公司帮忙做事，一直到2008年年初，才以总经理的身份回到译言。为了取得归国留学生创业基金和政策的支持，译言的法人也变更为赵嘉敏。
而陈昊芝的说法是，赵一开始回国并没有确定要进译言，只是朋友的公司黄了，而他正好去做盛世收藏网，就把译言的运营都转交给赵。
2008年译言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汶川地震期间翻译的公益类文章，也为译言树立了一定的口碑。译言接下来是否要商业化，内部的意见又不一致起来，海外的张雷、赵恺两个人不太主张商业化，抱以很大希望的一个愿景是走维基百科的路数。而赵嘉敏的态度是，他们不太了解国内企业运营的生存压力，走维基百科那种公益募捐的形式，在国内很难行得通。在内部没有取得一致定论的情况下，2008年下半年，译言尝试过广告、跟英语教学机构的合作等形式，“但都不是特别成功。”赵嘉敏说。
迫于商业化生存的压力，直到2009年年初的股东会上，现金流才作为其中的一项任务被最终确定下来。 决裂 这恰恰是陈昊芝和赵嘉敏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段时间。
陈昊芝说，“嘉敏觉得美国的两个创始人影响了他对译言的直接管理。”作为赵嘉敏的坚定拥护者，他从中斡旋，“我一直是译言的董事长，所以我剥夺了美国两个创始人对译言日常管理的权利，让嘉敏完全自己来管。当时我是嘉敏最大的支持者。”
2009年年初的股东会上就确定了把权力集中到赵嘉敏一人的手里，赵嘉敏也证实确有此事，但这个权力具体是怎么集中到他手上的，他没有做出回应。
2009年，《卫报》、《美国读者文摘》等海外媒体的版权代理，逐步成为译言一项比较稳定的收入。具体操作是，在译言上单独开设一个栏目，帮助《卫报》运营中文内容。据此，译言每个月可以从《卫报》拿到3万元的运营费用。
另一块业务则是给网易这样的国内媒体推送一些优质的海外译文，首发是在译言。“同时，网易也会推过来一些比较紧急的任务，要求限时翻译。”赵嘉敏说。但这块业务却是陈昊芝看不上眼的一个方向，“这些东西很难长期持续。本来是要惠及很多人，现在却变成一个劳务性质的公司，差距太大。而且稿费对个人而言还好，对企业来说很少靠稿费活着，这不是很高的溢价。因为百分之六七十都要给个人，没有多少能剩下给企业。”
分歧产生了。
到2009年年中，矛盾终于摆上台面，也逐渐聚焦到陈、赵两个人身上。陈昊芝说，“译言的流量下降、译文量下降、用户量下降，时政类文章增多，译言成了愤青聚集地。”他表示，70%的股东对译言的运营状况不满意，“互联网公司从指标上出现问题，就是意识出现问题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倒退的时候，其实就离死不远了。而且译言共有16个人，把2/3的人调去做外包，给潘石屹翻译一本书；做宗教网站，挣四万块，离互联网的理想越来越远。”
但赵嘉敏却坚持，实际上译言的状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两大项目每月有6万元左右的收入，到七八月份每个月的支出在8万元左右，这样净支出只有2万元。”
就在这个时候，赵嘉敏被要求做付费阅读，“有些内容限制权限，只有付费才能看到。”而赵认为条件不太成熟，所以给每位股东提了一个报告，罗列了包括版权风险在内等问题，“好像陈昊芝也给股东提了一个报告，后来听一个中间股东说，除了在付费阅读上，你们两人的方案没什么差别。”但是赵嘉敏的报告 “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回应他的是陈昊芝提出的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方案。
“当时我的方案是，公司出30万元，我带两三个人在公司内部组成一个团队，还是尝试做互联网方向的事情，比如用户贡献内容、审核、内容转售这一系列事情。赵嘉敏还是公司总经理，大的方向不变，不影响你的现状。”陈昊芝说。
赵嘉敏却不这么理解，他认为这是要把公司“一劈为二”，而且是“把一个蚂蚁一分为二”。他说，当时的分工是，“我带着人做社区和内容，陈昊芝去做商业和付费阅读的项目。”而他极力反对“分家”的另一个原因是，“译言之前有过这样的问题，运营权并不是很集中，不知道该听谁的。2009年股东会定了两个目标，还提出运营权集中，当时就集中到我的手上。所以我认为不能开倒车，应该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如果你坚持这样，我就把运营权交给你。”用陈昊芝的话说，“嘉敏怒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嘉敏要求开董事会现场投票是否同意这个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