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芝劝导赵嘉敏，“你要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提出这个方案，就一定能取得股东会的支持。”他觉得赵嘉敏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既然当时我能让 70%的股东支持你做总经理，我照样能让70%的股东支持现在的方案。”他认为赵把一个可以商量的事情变成了要求所有人投票的事情，“结果自然是他输了。”
这也是让赵嘉敏困惑不已的地方，美国的两个创始人之前反对商业化，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着急商业化，表示支持陈昊芝的想法。赵嘉敏后来反思，跟另外两个创始人的分歧，是距离产生的沟通障碍。插一句，张雷和赵嘉敏是大学同班同学。
尽管股东会上仍然确定赵嘉敏是总经理，但因为不能接受陈昊芝提出的方案，赵嘉敏主动交出运营权，去主管《卫报》项目、跟《连线》杂志的合作，还有一个海外版权的合作项目。“等半年的合作期快到的时候，嘉敏同志跟《卫报》说，‘我要自己单做，你把项目给我。’对方很意外地跟张雷说，你们内部出现问题了？”说完，陈昊芝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赵嘉敏没有证实这个事情，他抱怨道，“2009年10月份的时候陈昊芝找我谈话，外媒版权不要我碰了，其他事情也都不要我做了。指责我把译言运营得一团糟，至于怎么糟也说不出来。他要求运营《卫报》中文网站项目如果不提价3倍的话就不做了，就算这个项目提价3倍后也不让我做了。”赵嘉敏认为，这样一来自己没有了做事的空间，“很明显是在赶人了”。11月初，赵嘉敏离开译言。中旬，译言跟《卫报》的合作期满，没有续约成功。
也许到此为止，大家认为以后就相安无事了。然而11月30日，译言突然遭遇关停；“我是11月6号接手过来的《卫报》，11月21日跟对方确认不再拿任何跟时政有关的文章了，可没有用了，已经上黑名单了。突然因为这个事情被关停了，实际上跟嘉敏是有很大关系的。”更让陈昊芝没有预料到的是，“被关停的第四天，赵嘉敏突然跳出来说，我做了个东西网。”陈昊芝毫不隐晦地坦言，那段时间他很生气。
而提到译言网被关停的原因，赵嘉敏也有说法，“因为有《卫报》的项目，时政类文章本身就会多一些，但看你怎么看了，当时60周年大庆，卫报也做了正面报道，定点拍摄的很多图片，国内到处在转载。”他宁愿觉得“到现在也不知道突然碰到哪根弦就被关停了”。
赵嘉敏还吐露，东西网刚上线的时候，是最艰难和最委屈的时候。“一开始也很犹豫到底要不要做东西网，最后说还是上吧，该做的还是得做。之所以又做了东西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要把事情做下去的执念。”
但是赵嘉敏离开译言时，仍然保留着28%的股份。“你是译言的法人，又是单一最大股东，不能跟译言这么对着干吧。做了同样的事情，挖公司的人，挖公司的业务，挖公司的客户，已经很过了。”陈昊芝说，在2010年年初的股东会上，要求赵嘉敏选择，要么不做译言的股东，要么不做同样的公司。“他所说的排挤就是这个事”。
在股东会上，陈昊芝还提出给译言增资50万～100万元，但没有获得2/3股东的支持，提议没有通过。在僵局之下，“赵嘉敏提出，‘如果要增资，先把我的股权买断，我拿公司买断我股权的钱借给公司，将来公司要是有钱再把钱还我。’”陈昊芝说。
最后，双方签下一个备忘录，用100万元清退赵嘉敏20%的股权，保留8%。赵嘉敏把100万元以债权的方式借给译言，等译言融资或好转的时候，再还给赵。至于法人问题，陈表示，从译言关停至今，账面上亏损的90万元都是他个人垫资的，如果更换法人，赵要求偿付100万元。但赵嘉敏却有自己的看法，“以陈的行事风格，我并没准备拿到这笔钱。陈拖着不更换法人，我现在有义务没权利。”几个回合下来，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你不要跟我说哲学！” “2006年12月下旬，译言上线10天左右。那天晚上，我照例进入译言的管理员信箱，一封用户来信引起了我的注意。写信的人叫陈昊芝，表示愿意跟我们谈合作。我连夜在网上搜集了一下昊芝的信息，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人选。”这是赵嘉敏于2008年9月发表在《21世纪 经济报道》名为“译言诞生记”的一段话。从文字内容和表达语气来看，彼时与此刻两人的关系可谓冰火两重天。
陈职高毕业，先后做过几个互联网公司，爱卡网、盛世收藏网、cocochina、译言等，还有一些做过但死掉的项目，“30岁之前我都在卖东西”。而赵是抛下清华的博士学位跑到美国读的博士，硅谷工程师，7年之后重回国内，“当时想，创业只做一次，太辛苦了，译言就是惟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创业。做东西网也是把这个事情重新来了一遍，做的还是一件事情。”
赵嘉敏认为自己是在关键时刻做决定很快、力度很大的一个人。“陈平调解的时候说，很多时候事缓则圆，劝我不要离开公司。我可能平时属于比较性缓，不是那么硬。但是到了关键点，我的决策非常快，很快就能做一个判断，然后付诸一个实施，而且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点上。”接到Offer的两个星期内他就冲到美国。后来又用了1个月的时间杀回国内，即将到手的绿卡也不要了。
陈昊芝说自己30岁之前是个很强势的人，“我以前的一个合伙人很烦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发现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他最烦我说这句话。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他的今天都是靠你得来的。”
他对赵嘉敏的评价是，“非常高端翻译人才，做事很沉稳，很扎实，很有耐心，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但商业意识不是很强。他对做什么不是太明确，总希望拿自己的想法去做。”他还觉得赵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眼里，排序是士农工商，我就是属于那种底层的人。”陈昊芝曾经想聊点哲学的话题，立即遭到赵嘉敏的阻止，“你不要跟我说哲学问题”。
而陈昊芝的很多做事方式亦不能得到赵嘉敏的认同，“陈清退了译言的其他团队，就算我不挖他们，他们也不会在译言待着。很多老的团队，包括当初陪着译言度过最艰难时期的团队都走了。”不同的背景导致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的不同，甚至互不理解接受，又直接导致了互不信任。赵嘉敏感叹，“信任可能是可遇不可求。”而两人最后闹到这种地步，与各自创业热情的伸张和骨子里对主导权力的掌控也有很大的关系。
陈昊芝坦陈，当初他推动董事会采取他的方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合伙人的公司，在早期创业的时候，都应该让所有人出力共同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嘉敏认为他是总经理，这些事情都听他的就可以了。你们股东一年开一次会也就满足了。当时很明显的是，其他股东都被隔离出去了，大家不知道公司什么样”。他所指的是，2009年译言把运营权都集中在赵嘉敏手上之后。
赵嘉敏在一个初创型公司里面积极推进权力集中的做法，很显然不是他对权力本身的热衷。他在《学生创业指导》一文的译者序中写道：“我已经属于作者眼中垂垂老矣的那种人了，错过了创业的黄金时期。不过，我也不甘心：老则老矣，拖家带口也是真的，但迟暮就未必。更何况内有一腔抱负，外有良师益友，多少也算扳回一局吧。”
到此为止，可以说这场争斗没有任何赢家。
陈昊芝目前仍然是译言的董事长，但他表示，2011年会把主要精力放在cocochina，在译言只担任董事；赵嘉敏也反思，“的确有一些创业者信奉斗争哲学，就算只有斗争才能成功，在斗争爱好者眼里，能称得上成功的也一定是极少数。为了这极小的概率而殚精竭虑，又是何苦。”
而且这件事以后，陈昊芝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规矩，“如果这个事情我只是投资人的身份，第一，我会只拿30%以下的股权；第二，只是做董事；第三，只是给些顾问性质的意见，不会参与日常运营；如果确定这个事情要待下去的话，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你要百分之百控股。在cocochina，我的这个合伙人是有非常强的专业技能的，那就要尊重他专业内的选择，除此之外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要分得很清楚，一旦明确了，就不动了。否则我就不做总经理、董事长，甚至我就不做这个股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