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媒体曝出，中国首富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被中组部作为十八大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对象予以考察，一时议论者众。

　　尽管早就有大型的央企掌门人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也有地方国企海尔张瑞敏、长虹倪润峰、春兰陶建幸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案例，但还没有一位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没有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的。因此，这件事本身具有极强的风向标意义。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想进一步褪掉革命党的身份转向执政党。截至2010年底，民营经济已占全国GDP的50%以上。面对这么一股巨大的力量，执政党必然要吸纳其中的精英，当然也包括有选择地让这些精英进入到最高决策层。

　　另一方面，或可改变国进民退的印象。通过选举一位民营企业家进入中央委员会，既可以表明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支持的态度，改变外界对中国国进民退的印象，也可以通过舆论和决策机制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而考虑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中国政治生命中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力，倘若梁稳根最终进入这一机构，无疑是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最有含金量的一次迈进。至少表明，民营企业家这一身份，在议政空间中进阶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等级的阶段。

　　企业家财富与议政空间

　　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上升到世界第二。在全球企业500强中，数十家中国企业赫然在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百强榜中也频频出现中国企业家的身影。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有一支庞大的企业家队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企业家们通过自己的创新和组织，整合多种要素，直接带动了企业这一经济最核心细胞的成长。而企业家也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稀缺性资源，成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可否持续发展、富有竞争力的关键点之一。

　　价值体现之后，自然带来地位提升，正是在这一趋势下，参政议政潮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积小流成大河。如果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划入企业家范畴，之前就已经有了中海油董事长卫留成转任海南省省长、中铝集团总经理郭声琨出任广西区委副书记、华能集团总经理李小鹏转任山西省副省长，皆贵为一方大员。

　　卫留成主政海南虽说毁誉参半，但也按照企业管理的风格，通过向每位官员推荐《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强力推行执行力文化建设，在升任海南省委书记后，海南获批了国际旅游岛；郭声琨由广西区委副书记继而升任区委书记，通过包括引进中铝等各种大项目建设以及推进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让广西在这几年间保持相对较高增长，2011年进入到万亿GDP省份行列；李小鹏则为山西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如果考虑到国企和政府的密切性，那么，这种换岗更多的是体制内的一种互动，而不能解读为真正的企业家参政议政，但至少也说明了“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企业的经验是可以转化到国家治理层面的。

　　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议政，依然需要从民营企业家的角度来观察。据媒体报道，截至2月28日，在本届两会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2267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有156名A股上市公司的老总与会，其中，有人大代表111位，政协委员45名，而且“两会代表委员”的总市值达到了6.4万亿元。这充分说明了企业家通过人大政协平台参政议政的深度。

　　当然，标志性的转折，还是需要企业家进入到更高层面的参政议政平台中。较早的是在2003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后来有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担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但是，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参政议政的路径与空间何在？

　　复旦(微博)大学的一篇调查论文《权势与企业家参政议政》指出，企业家议政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规模大、历史久的企业，年长的企业家更可能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也就是说，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都会悉数被吸纳进政治序列之中。此种路径，不免使他们的议政空间，充满可疑：

　　1.商业的成功、财富的多寡，是否可等价换算为政治的资本和话语权？

　　2.财富的拥有，与政治地位的形成，显然是各自迥异的路径。据《南方人物周刊》报道，刘永好担任政协委员，乃是四川省统战部工作的结果。如果说，这些参政议政的权利，不过是政治对于他们的财富的额外奖赏，他们又如何与政府真正形成对话的权利？

　　3.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身份，若非企业家努力争取，或仅为私利争取，他们又何来议政的驱动力？

　　这些问题显然都需要诚实的解答。

　　政治生态进化的需要

　　当然，上文中的问题，并不会有企业家愿意直面回答。我们试图梳理出当前企业家大规模参政议政的原因，或许会得到些许启示。

　　首先，搞好企业家的政治安排，既是一项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全局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从一定角度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企业家积累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时，其影响力和话语权必然越来越强。而不管是广纳意见，还是推进民主，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政府都需要将这一股强大的力量统战起来。更重要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的第一要务，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自然有足够的动力给予企业家政治身份的认可。有些地方甚至公开按照招商引资额，确定是否给予企业家政协委员这一荣誉。

　　至于发挥企业家的智慧早就有了先例，多种层次的政府主官都曾经邀请过世界顶尖企业的高层成为其智库成员，帮助其更好地指导区域和全国的经济发展。

　　其次，财富极大丰富之后，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发声的欲望也越来越迫切。企业家群体或许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利益诉求的，比如对于沸沸扬扬的吴英案，今年两会中来自企业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非常强烈地发出“刀下留人”的呼声，他们很清楚，吴英免死，一来民间借贷会走向阳光化、规范化，草根金融的生存空间会得以扩大；二来，将会直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这对整个企业家队伍的影响，不言而喻。因此，更大范围的整体利益的考量是推动企业家们参政议政的力量之一。

　　当然，在获得一定物质基础的情况下，超越物质层面的价值追求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再次，企业家把企业做大，既造福了社会也造福了个人，这表明企业家本身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实际上，很多企业家提出的议案和提案的水平与非企业家相比，并不低，反而因为其有着非常强的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和务实精神，让提案和议案的质量更高，更能够落实。

　　最后，在当前，政府掌握着中国最大的资源。因此，在当今的中国，与政治建立关系依然是最有价值的通道。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扩大自身的人脉，尤其是增加了和政府权力部门接触的机会。这种人脉和机会可以为其进一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利润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因而，不管空间有多大，企业家参政议政的这股潮流，总体上要予以鼓励和肯定，至少这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势必会强推整个国家的参政议政水平往上走，他们管理企业的微观成功经验，也会有选择地放大到国家治理层面；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可以鼓励社会形成更好的创业潮流，让财富更好地积累和创造出来。

　　更重要的是，企业家议政可以从更大的程度上改善和丰富当前的中国政治生态，让不同阶层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各种利益集团更加显性化。让更多的群体进入到参政议政中来，将为构筑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结构奠定更良好的基础。

　　可以预测在未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潮流会进一步扩大化，既包括大企业家，也包括中小企业家。同时会更深化，会覆盖到整个政治生活的更多方面。

　　“两栖动物”如何公私隔离

　　凡事都有利弊。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他们仍然是“两栖动物”，既参政又经商。企业家做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政治层面要追求的目标比这个大很多、宏观很多、多元很多。

　　如果让企业家通过发挥自己拥有的普通人不具备的整体资源优势，更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参政议政，又没有合理透明的监督机制，那么就很容易造成权钱交易、政商勾结，形成经济和政治上的紧密结盟的利益集团，更有形成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可能，最终损害到更广大群体的切身利益。

　　面对这种利弊，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关键一点在于设立牢固的防火墙，将企业家参政议政和谋求企业私利予以隔离。

　　首先，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

　　一方面，改革准入机制，在现有体制内进行改良式的变革。加强企业家参政议政的竞争力度，需要从选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共党代表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开始，更大范围地扩大差额的比例，引入更多竞争机制。让企业家和在企业经营一样的竞争环境中，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取在体制内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在这种激烈竞争过程中，一定会让企业家们更多约束自己谋私的想法。

　　另一方面，还是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本次两会，在温家宝会见中外记者会上，其很鲜明地提出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甚至有眼前成果得而复失的危险、社会新生问题愈演愈烈的隐忧。从这种角度来看，企业家参政议政，力度还可以更大、更猛烈，而这急需通过顶层设计，开拓出更多的通过竞争来实现的企业家参政议政渠道。

　　其次，参政议政的方式公开化、透明化。

　　为企业谋取空间，为行业代言，或许是很多企业家的初衷，当然，私利自然有，但也不乏公心，这就需要通过公开的方式、透明的操作，将企业家参政议政的过程和结果更大范围地让广大民众获知。这样的过程中，一些猫腻自然会消失。比如，从事房地产业的企业家参政，从其自身的角度，当然希望尽快取消当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这种提案如果被决策者最终采纳，便不符合更大范围内的民众利益。而如果让一些关键的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向广大民众明晰地公开，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让决策者做出更为公正的决策。

　　再次，建立体制外的议政渠道。企业家议政，不一定要通过人大、政协、党代会这些体制内的平台。完全可以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通过社会媒体、网络、座谈会、专题调研等方式来参政议政。如在2011年修改个人所得税的决策过程中，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通过媒体和社会各阶层一起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最终促成了个税起征点的提高。

　　建立体制外的议政空间和渠道，好处在于，将企业家放在更大的平台上，不容易产生企业家利用自身资源在小平台内形成一种相对垄断的局面，从而实现参政议政更大范围内的公平性。

　　最后，再好的制度也要有监督机制。既然有谋私的空间和需求，那么就一定要有深层次的防范措施，建立监督制度，既是监督其正确使用权利也是督促其履行好义务。这就需要吸纳更多阶层的民众参与进来，形成良性、健康的监督平台。

　　总体而言，企业家参政议政，本身就是在推进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建设，反过来也需要通过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公正性和实效性，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中国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