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1.0版本，那么，新政可以理解为第二波新权威主义

邓小平作为改革家，是一个元老派，而元老派一旦成为集权体制的改革家，其意义就极为重大。历史上大部分的改革家是少壮派，少壮派思想新锐但却缺乏政治经验，往往书生误国，导致改革失败。

从政治学上看，这种改革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据有人回忆，邓小平本人后来也说，他自己就是“新权威主义者”。通俗地说，新权威主义者就是铁腕改革派。他既反对左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右的西化自由派势力，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用铁腕进行渐进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现代化与向民主政治软着陆。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新权威主义。

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史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邓小平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基础；江泽民时期在这一新权威秩序下，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转型；胡锦涛时期在经济转型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经济起飞。

然而，事物总具有两面性，中国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这种转型体制，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由国家引导的市场化过程，这样，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在培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种利益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了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有病、朋党式的腐败、“三公”消费膨胀与文化创新力的弱化。

由此可见，政府主导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一方面实现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在有些方面甚至陷入恶性循环。近年来，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新文革思潮”与“西化自由主义”思潮又开始进入政治活跃期。

极左的文革思潮和极右的茉莉花思潮，虽然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但是却对现存秩序构成潜在的巨大挑战。这两种激进主义思潮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都有能够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第二，它们能够把复杂的中国问题与矛盾，打包成一个简单的政治口号，并且通俗易懂，来吸引大众，“新文革”思潮要通过所谓的“反对走资本主义”的文革运动来恢复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茉莉花”思潮则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的多党制选举政治，来实现所谓的自由民主。第三，它们在民间都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正因为如此，它们都能形成动员民众政治化的“广场效应”。不管是左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还是右的西化民主的民粹主义，都将使中国陷入高度不稳定的甚至分裂的社会状态。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问题，这正是习近平新政的历史背景。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用政府这只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利益垄断与利益固化。十八大提出解决矛盾的原则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的理解是，实际上就是要通过中道与理性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把改革引向更深层，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三中全会颁布的“改革60条”，则充分体现了大幅度改革开放的态势。

“改革60条”颁布的那天晚上，国外一个著名大报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看三中会会，我就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说，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管理，决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去，从“改革60条”来看，习近平决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要用坚持党的意识形态来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影响改革稳定，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国民主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位记者在电话里说，你这样说到新权威主义，我们外国人就容易理解了。那个记者后来在报道中说，“习近平是萧功秦心目中的模范领导人邓小平的新化身”。事实上，我也确实认为，习近平深刻地理解了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习所做的正是邓小平思想的体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要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转转变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结构。最终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并使国家进入更加具有现代治理水平的体制。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的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从长远来说，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在这里，我愿意对未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作一番预估。从大趋势来看，在较短的三年五年内，如果三中全会的新方针和“改革60条”目标逐步实现，可以预见，前些年活跃的左和右的两种极端思潮，将会被边缘化，在社会不满情绪逐渐消解后，左的激进主义者和右的激进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会向中间派靠拢，中间派的社会共识将日益壮大，最终将有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一种力量。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十到十五年时间里，随着极端主义的社会心态基础的逐渐消失，随着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的增加，中国将成为橄榄型结构的中产阶级社会，在那种问题下，中道理性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我认为，民主的真正基础是以温和与中道为基础的社会共识。社会上这种共识度越大，民主实施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的质量就越高，民主的有效性也会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道理性的社会共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民主化时代就会水到渠成地到来。当然，这是指比较顺利的发展大趋势而言。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20世纪人们对民主的思考中很可能有一个误区，以为民主是解决分歧与矛盾的工具，于是矛盾越多，分歧越大，人们就越希望实现民主化，以为通过民主化就会在人民中间形成妥协协商的机制，矛盾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在社会矛盾深化，社会分歧严重的情况下推行民主，恰恰是火上浇油，大家只要看看这几天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的民族分裂与冲突，看看乌克兰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社会对峙，看看科索沃危机中的血腥战争，看看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绝灭的大屠杀就清楚了。相反，我认为，以中产阶级橄榄型结构为基础的中道理性共识，才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理由前面已经说了。而新权威主义的功能，就是为实现这一中道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创造条件。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