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并非王道 

"得基地者得天下"？这种思维随着新农业的发展而渐渐隐去。一方面，土地的获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土地越多，与土地并存的风险也在膨胀。

"这是我的地。"马承榕自豪地指着一片大棚说，四野低矮的绿，大棚像一座城堡。

拥有"我的地"并不容易。

马承榕是福建利农集团董事长，他在全国有12个基地，种植蔬菜，多数土地从农户手中直接流转。"你去看了就知道，地谈一块要费多少精力，一千多亩地可能属于几千户人家，我要每家签合同，按手印，然后去做公证，这个地才能变成我的。"马承榕说，他在南方拿地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销售增长。

" 过去农民种地谁愿意靠马路？马路边有树，灰尘又多，庄稼长不好。"河南郑州一位匿名农企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不一样了，都愿意要靠近马路的地，他觉得这以后可以搞房地产，和别的地怎么能一个价？"以流转为名，行转性之实的土地违法屡见不鲜，转性的巨额土地级差收益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口袋，他们必须将博弈放在前端，这变相抬高了真正想进入农业者的土地成本。

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土地确权概念，"这意味着农民的地和城市的房子一样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总经理张炎夏习惯激烈武断的结论，"过去只有城市有‘钉子户’，现在意味着农村也要有‘钉子户’了，而农村‘钉子户’的概率5000亩地至少有一个，以后大规模土地流转已经不可能了。"

拿地难，拿到地后踏踏实实种植更难。

企业自然希望土地流转年限越长越好，否则建设施不合算，最好能达到15年－20年，对多数农民和地方政府来说，却希望年限越短越好，因为土地升值的趋势日趋明显。在河南、山东、河北等农业大省，许多农户都没有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因为土地调整太快。原则上，农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许多地方三年一调，有的村庄甚至要推倒重来。承包权的稳定程度，与村委会换届频率直接相关，外来资本最大的错误莫过"拿村长不当干部"。

大棚建好了，土地平整了，机井也打好了，村里要提高租金，否则就要把土地收回，这是屡有发生的故事。"再完善的合同，只要发生集体矛盾，企业肯定要让步，镇里会劝你，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农民是弱势群体。"上文中匿名的企业负责人诉苦，"但有意见的往往不是普通农民，而是村干部，他也是村里的大户，一挑头，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着起哄，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方，先要和村长书记把关系搞好，物质上、感情上都要投入一点。"

马承榕在北方也有4个基地，张家口固原基地面积达3500亩，并非从农民手中租赁，而是当地政府的荒地整理项目。不过，北方大片土地的产权是个悬疑。退林还耕、退牧还耕的土地由县农开办管理，但按政策县政府不应该有地，肯定要归属于某个乡镇，可如今不好划分，真到了非分不可的时候，往往两个乡拿条绳子一穿，这边归你，那边归我。

出于种植考虑，农企喜欢里面的地，但不流转靠近马路的地，产品就运不出来，上文中匿名的企业家就遭遇过麻烦，扼住"咽喉要道"的农户常常在他收获季节把两辆马车赶到路口。"我想把他的地也租过来，他就漫天要价，能把我要黄了。"

"也不能怪农民，他们最纯朴，被骗也最多，防范心理特别强。"在云南文山包了8万亩地种植三七的张然说，"农民离开土地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他们干吗不谋求流转的利益最大化？"

对个体农户而言，土地具有收入和社保的双重功能，南方注重前者，北方注重后者。因此南方地租高，利农惠东农场租金为460元/亩，北方的固原农场不过110元／亩。但在北方，就算基地里打口机井，也要与土地原来的主人谈半天。

"凭什么打在我地里面，地早晚要还我，有口井我的种植面积不就小了？"利农北方农场曾面对这样的诘问。

新农业公司不是电影中的怪兽哥斯拉，胃口越大力量越强。对农企来说，风险伴随基地规模扩大而累加。究竟要不要做大规模？如何摆平企业与土地的关系？企业要不要承担与土地伴生的所有利益与风险？每个新农业企业做出的选择不尽相同。有的选择艰难的吃下一块又一块的土地，有的则彻底放弃了与土地生死与共的观念，找到了新农业的轻资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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