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季节性强，农忙时地里全是人，农闲时只有大地一片白茫茫。农企要保证生产连续性，一种方案是临时雇工，另一种方案是变农民为工人。

临时雇工要根据生产节奏，例如拔草时多雇些人，施肥时少雇些人，但这就决定雇工多来自本地，而如今在农村，农业缺乏"劳动力蓄水池"，何况还要回避与农民自己农时的冲突。

更困难的在如何改变延续千年的耕作习惯。

"新农业公司种植标准很高，如果采用订单农业，一开始农民一算收入能翻几倍，热情百倍，但真到了种的时候，标准越高风险越大，完全执行你的标准他可能颗粒无收。"张然说。

王林将培训农民称为"苦中苦"，想起来就头大，"第一次培训效果很好，能接受培训内容的30%-40%，第二次就差一点，第三次，农民就排斥，说都会了。这时候要说都会了，我的菜就容易出问题。"

农村是个人情社会，民风民俗是马承榕选择基地的一个标准。他的广东惠州农场，与当地相处还算融洽，偶尔有人偷几根菜，自家亲戚都会偷偷跑来告诉农场。但在另外一个基地，半夜曾有村民开着卡车进去偷菜。

与周边农民要保持微妙的距离，广东另一家蔬菜企业负责人的经验是，尽量不在基地附近招工，更不让当地农民参与基地管理，"请神容易送神难，我吃过亏，请当地人进来，渐渐把我甩开自己做，给我买的农资都特别贵。"

"什么叫新农村、新农业，我现在迷迷糊糊。"王林感叹，他"务农"16年，如今也找不到方向，"农业效率越高，农民越可能进入半失业状态，如果农业效率提高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吸纳农民的速度，将是一场灾难。"

"政策大调整下，新农业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走就要与传统农业发生很大冲突。"开信创投是利农投资者之一，其总经理曾之杰对所青睐的行业不无担心。

曾之杰担心，"利农手中有2万亩基地，短期内目标是达到3万亩，在最需要的市场，地还不够用，比如广东。如果像美国那样，一年实现几千亿美金销售收入，我就不止需要3万亩，而是30万亩，甚至300万亩地，到哪里去拿这些地？做到这一步带来的社会问题怎么办？我们一个人可以管理几亩地，过去是几个人管理一亩地，那些流转掉土地的农民怎样安排？都是很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遇到的问题与200年前的英国有几分相似，当时英国耕地切得很细碎，每个农民都有小块耕地，耕作效率差，农业收入低，成为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梗塞，后来通过圈地运动和对外移民，才重塑经济秩序。

然而，那是个血腥痛苦的过程。中国农村、或者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势必需要稳定优先。

接下来，读者将看到三个新"农民"的故事，他们的梦想从南至北次第展开。由于地域不同，他们的经历正是中国农业多元化变革的一面镜子。

马承榕是从头到尾一把抓的重型"基地王"，在土地关系、农民参与、农业产业化方式都能自信写出答案。

张炎夏是截然相反的轻资产"基地王"，自称能一分钱不花玩转一万亩耕地。

吴章祝则形成了轻重混搭的模式，充满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随遇而安随机而变。

与北大荒、超大、龙大等老牌农企相比，他们尚羽翼未丰，但对土地效率的理解远在前辈之上。不自觉中，他们都是政策的产物：在2004－2006年之间成立，那恰是国家为完善土地二轮延期承包，频繁出台政策的土地确权动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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