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2年，中国的亿万富翁李嘉诚在北京创建了长江商学院，培养新型的全球领导者。最近，长江商学院的院长项兵接受了《新闻周刊》的专访。

问： 在中国已经有公立的商业教育，为什么还要创办长江商学院？

项兵：我们的创始人李嘉诚先生认为中国目前缺乏管理的经验和技术以及成功的经理人。我们需要的企业家不仅是能够创造市值，而且还要有灵魂有情操，关心的不仅是GDP ,还关心环境文化，可持续诸如此类的问题。

问：现在关于中国需要创新的讨论挺多的，为什么还没有中国的Google出现呢？

项兵：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总是向西方来寻求新的道路、新的方式，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的产物，逐渐在意识里形成了中国没有可能成为领先者的定势。我总是告诉我们的EMBA的学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资产已经上亿）。忘记你是个中国人，忘记你的公司是中国企业，因为这样会限制你的思维。

除了这些，我们需要变革我们的体制。在某些国家仍占主导位置的战略行业，我们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自由。 如果真的能这样，我想创新的热潮才会兴起。我们需要超越作为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是作坊式的家族式企业的观念，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就像是一支伟大的足球队，我们要能与皇家马德里和曼联队较量。

问：你曾经提到过你觉得中国人太具有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了，这该怎么理解呢？

项兵：创业精神渗透进我们的血液当中，这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新想法和以前不认识的人，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可能不够耐心，不够专注。在中国的公司里，大多数的中层管理者都在盘算着如何最终接过公司的大权，或者自己有一天出去创业。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公司员工的待遇不是很好，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相比较，中国就很难产生一个像是丰田那样的公司，更别说Google了。

问：您认为最近中国政府针对创新的举措怎样？这样从上到下地贯彻，是否是可能的？

项兵：如果政府觉着创新是重要的了，那很好，因为这就意味着，政府将往这上面投钱，甚至是制定相关的政策扶持，也有可能让目前的教育向创新上靠近（少一点死记硬背），但这些还是不够的，这需要让从事商业的人转变思维模式。

问：在中国，目前有成百上千的有钱人，您是否看到在您的毕业生中，在慈善事业上投入的兴趣越来越大了？

项兵：对比起美国和欧洲来说，中国所投入的资金还是很少，我们知道如何创造财富，但却不怎么知道如何管理这些财富。慈善能够帮助你赢得同伴的尊重，从这一点来说，慈善也变得更加重要。

问：您认为这场金融危机在中国将造成这样的深远的影响?

项兵：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在处理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很出色，其实这也证明了我们的模式是稳定的。但我认为，在很多方面也暴露了我们过去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的风险性，事实上也存在很多问题。也许，如果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将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