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殷总曾在内部文件中提出过2008年出货量100亿美元和2009年销售额突破100亿美元的目标，现在看，他明显没完成任务。”一位中兴员工对《环球企业家》说。
为了低调处理，中兴采用“逐级传达”的传统政治运作方式向员工通报“换帅事件”。“公司高层传达给事业部领导，事业部领导再传达给部门领导，逐层向下传达。”一名负责销售的中兴员工对本刊透露。
但消息早就传开了。“年初就有风声，但不知道是谁接替他的位置。”上文中提到的中兴销售员工对本刊表示，“但史总当了总裁，很多人也都没想到。”对大部分员工而言，接替殷一民的史立荣面目模糊不清，倒是负责中兴手机体系的另一位执行副总裁何士友更为他们熟悉。
一些在中兴工作多年的员工期待着变化。“几乎每年的业务都不达标，这让我们的年终奖都打了很大折扣。”有中兴员工如是对《环球企业家》抱怨。他预感公司接下来势必会进行一系列调整，只是现在还没开始。
其实，变局已经发生。
据知情人士对本刊透露：在史立荣履新总裁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即重新厘清市场和研发体系的关系，使应用研发的职能重归研发体系，从而终结了殷一民2009年初主导的、将研发体系中与市场密切相关的应用开发部分剥离给市场体系的“新政”。
而殷一民的去向也迄今暧昧不清。有传言称他可能去联通。但中兴内部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殷 一民将被“下放”到中兴通讯的子公司，具体是哪家还不清楚。“你可以说这次换人是因为业绩原因，但并不完全是。”一位中兴中层员工对《环球企业家》说，至于导致总裁更替的“其它原因”，该员工笑而不语。
中兴通讯拒绝回应《环球企业家》对侯为贵、殷一民和史立荣的采访要求。
出局者
在“精神领袖”侯为贵开创中兴“国有民办”体制并推动公司上市之后的岁月里，与侯同一时期的创业元老或陆续退隐、或转而在董事会与关联公司担任虚职。而渐次走向前台的，是以殷一民、史立荣、何士友、韦再胜与谢大雄为代表的“少帅”阵营——他们都出生于1960年代，在中兴创办和改制的早期加盟，在1998年的事业部架构改革中分别担任各个研发、产品与营销事业部的总经理，并陆续进入核心管理层。
在几位“少帅”中，韦再胜和谢大雄分别长期专注于财务体系和产品研发支持，上升空间有限。2002年前后，侯为贵以下的管理层形成了殷一民、史立荣和何士友的“三驾马车”格局，而殷一民终于成为率先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他被置于最前线的炮火下，6年后，又宿命般地成为第一枚被放逐的残棋。
殷一民与侯为贵的“身份渊源”相当深厚：他们都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同样的工程师背景，都当过两年教师，性格同样内敛、谨慎和稳健。1992年，中兴创业元老、时任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开发部主任的陈杰因个人原因赴美，临行前推荐她的师弟殷一民接替其职位，殷一民便在侯为贵“可造之才”的期许下加盟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