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您的意思是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之路总体上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赵民：对。整个21世纪的前十年，我们的企业前赴后继走出去，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付了很多学费，也收获了很多经验教训。这些对现在试图走国际化的企业来说，都是可以拿来借鉴的财富，提醒他们避免重走弯路。
另外，如今面临的国际大环境跟当年也很不一样。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还会时常受到一些西方意识形态的干扰，不让你这个，禁止你那个，现在这些因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已经少了很多。根本原因还是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增强了，这跟对个人的入境限制一个道理，当年办一个去日本的签证，人家都要求你年收入在25万以上，现在年收入两三万就可以办了，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扩大当地旅游客源。连带着中国的经济地位也在提升，像G20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没有中国的参与，连谈都不能谈。
以前一些公司国际化，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还有人才短缺，有时候甚至连熟练运用双方语言的专业技工都找不到。现在经过金融风暴的洗礼，很多外国公司的雇员下岗，海外留学生也找不到活干，问题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解决。以我所从事的咨询行业为例，现在连给花旗、摩根斯坦利做过咨询的咨询师都愿意进中国公司上班，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
《中国周刊》：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历史脉络是怎样的？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
赵民：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有一些带有政策背景的外贸公司，像华润、招商局等等，但当时这些公司涉外业务的主要价值是换取外汇；改革开放之后，企业获得了贸易自主权，于是把一些标有自己品牌的产品卖到国外去，这也算是国际化，但仍然与现在我们说的企业国际化没什么传承。真正有关系的是1992年之后，那时首钢开始去智利买一些矿产资源，再后来就是TCL和联想这样的跨国收购了。整个国际化历史进程并不算长。
从2004年开始，我国企业的跨国收购主要发生在制造行业，2007年后开始出现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控股、无锡药明康德收购AppTec Laboratory Services公司等案例，这两家公司分别属金融服务业和医药研发企业，它们的跨国收购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说，“中国创造”也开始走向国际化了。
《中国周刊》：一家企业在进入跨国公司序列之后，往往面临如何与国外文化有效融合的问题，同时在销售自己商品的过程中，也伴随中国企业自身价值观的输出，这些也是很多公司感到特别棘手的问题，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赵民：首先文化输出不光是单个的企业行为，它和大环境的转变是紧密相连的。金融风暴使得很多国家对东亚文明和我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的图书出版、电视剧和电影也在大量出口，中国企业这时候搞跨国并购，遇到的文化障碍与当年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另外我觉得，文化融合这件事情，与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也有很大关系，他要有远大的抱负和宽阔的胸怀，同时还要有很强有力手段。这样优秀、杰出的企业家在我国总体还比较稀少，这是文化融合上最主要的因素和障碍，它来自我们内部，我们自己不解放自己，那就不可能解放全人类。你自己在公司内部的文化不健康、不具有社会责任感、不具有行业领袖的气质，你就不可能承担这种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