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来自全国的6800多名奶站站长参加了蒙牛相继在呼和浩特、北京和沈阳三地召开召集奶源大会，并与蒙牛签订了《原奶质量承诺书》。在有关所有三聚氰胺事件的检讨中，横亘在蒙牛和散户养殖户之间的奶站，被公认为牛奶质量不可控的关键一环。蒙牛持续1年的奶站改造计划（减距、撤站）使得奶站逐渐减少。2009年年初，蒙牛的全部奶源中，散户养殖者提供的奶源占用的比例在50%，目前这一数字降至30%。
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奶站下端连着数量众多的农民，要将奶站数量减少的现实阻力之大超出想像。蒙牛奶源事业部负责人透露，他们试图通过自己投资改造、大型养殖场自建改造、成立联合社推动，采用股份制、托牛所、奶业合作社，将现有的奶站、小区向大规模的牧场进行转型。 蒙牛奶源事业部负责人向《环球企业家》表示：理想的状态是，通过合并成养殖小区的形式，逐渐取消奶站这一环节。但杨文俊提醒《环球企业家》说，这将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中国乳业也不过刚刚走过10年”。
张学完整经历了整个行业的浮沉，他完全赞同早一天规模化。“你能想象吗，2004年，唐山市的一头奶头可以拍卖到6.5万元。”张学点着烟、眯着眼回忆起中国乳业的黄金岁月。那时，奶牛就是制造钞票的“金牛”，各路资本蜂拥而入，房地产商人、山西大同的煤老板、河北迁安的铁矿老板，都开始投资建设牧场，高薪请人代为管理。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乳业经历了第一次自发的规模化养殖高潮，背后是资本推动。
“但是，真正懂养殖的人不多，他们（煤老板）把养奶牛想的太简单了，很多人没赚到钱。”到2006年，这股牧场化浪潮开始褪去，奶牛最贱时只有4000-5000元，几乎和肉牛一个价格。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乳品企业在收奶政策上也开始向有规模效应的牧场倾斜。张学感觉到，中国乳业的规模化养殖第二波浪潮已经开始。最积极的意义在于，这一波的规模化养殖，背后的推动力是市场的强制力。
对于身边越来越多的养殖小区，张学认为只能算是规模化养殖的过渡阶段，不能取代牧场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投资主体是多元的，利益很难统一。养殖小区的核心是奶牛统一饲养、统一购买饲料，包括统一定价售卖，类似于农村合作社的形式。但是，对于已经拥有自家奶牛的散户来说，奶牛品种不同，出产的奶质也参差不齐。以一个平均价格售卖牛奶，必然造成利益分配不均。
事实上，蒙牛集团目前来自各类牧场的奶源已经占到全部奶源的70%，拥有国内最大的牧场奶源，他们的巨额投资，也是在为未来更彻底的规模化作准备。早在2008年底，作为对三聚氰胺事件的一个应急反应，蒙牛已经开始了取消撤并日收奶量不足3吨的小型奶站行动。
蒙牛集团另一位管理层透露，未来蒙牛的奶源建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万头左右的大型牧场形式，另一个是规模至少在100头牛以上的中小型牧场形式。2003年以前，蒙牛曾最先采取分户饲养，集中挤奶的方式解决了“收奶难”的问题。但现在蒙牛却开始大跨步向大规模牧场模式靠拢。
对于蒙牛而言，规模化的诱惑不言而喻。在福成奶牛场先进的挤奶设备拥有数据监控能力，张学形象的称其为“奶厅的黑匣子”，即当日每头奶牛挤奶多少，奶质如何，有何变化，异常，监控室里都可以通过仪器传递的数据第一时间掌握。“那么多牛，有时一两头牛出了问题人根本发现不了，但是机器可以。”
福成奶牛场背后的投资人同时经营着房地产等多种产业，资金实力雄厚，使得养殖场可以拥有占地800亩的规模，总资产达到1.56亿元。建有高标准对列式牛舍6栋，亚洲最先进的大型现代化挤奶厅一座，并有办公室、兽医室、配种室、消毒室、化验室、药房、材料库、草料库等配套设施。更令人艳羡的是，福成奶牛场还拥有自己的万亩饲料基地，能保证饲料供给的永续性。在蒙牛体系中，与福成同等规模的牧场，在北京有5家。但即使在整个蒙牛体系中，能达到福成这样如此精细化的也是非常少见。
要兴建这样大型的牧场代价不菲，这实际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行当。一个大型牧场不同设备设施，其叠加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同。例如，仅以奶牛居住的牛舍为例，最为高级的是“恒温牛棚”，另有“保温牛棚”、半保温牛棚”、“开放式牛棚”等不同形态。造价相差悬殊。蒙牛自建的标杆牧场“澳亚国际牧场”，由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与澳大利亚桂伐公司、印度尼西亚三林集团三家共同投资2亿元建成。以此估算，单蒙牛试图筹建的20个同类型的牧场需要资金40亿元左右。
这显然不是一个商业化的考量。蒙牛奶源事业部负责人透露，蒙牛每年投资5个亿投入到奶源建设。但具体到项目，经营牧场可以有多种合作方式，收集社会上的资金共同出资建牧场是他们最佳选择，“用1亿的资金可以撬动二三十亿元的社会资金。”
事实上，在上述四方投资主体共同打造上游奶源建设的模式中，无论是现代牧业、中粮集团、抑或蒙牛集团，其奶源都可以视作蒙牛直接自控奶源。当行业内所有人都对外部奶源心有余悸的时候，蒙牛手中的牌却开始丰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