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某天，年轻的丰田喜一郎来到举母，或许也曾如此举目一望，不过他从荒芜中看到了希望。至1959年，市长及市议会为拉近与丰田的关系，决定放弃使用了一千多年的“举母”，改名为“丰田市”。市民掀起了一场反抗运动，以失败告终。丰田总公司所在的位置，即成为“丰田市丰田町第一号”。
外人难以理解丰田市与丰田汽车的关系。在丰田市的50周年纪念书《新丰田物语》中，对城市与丰田公司，用了“一莲托生”这个词，这个日语中的成语，有同舟共济之意。
热心的中学教师上春主动开车将我们送到酒店。“中国的孔子有三千弟子，我没那么多，可也教过一千多位学生。”他说，学生大部分都在丰田工作，这令他骄傲。不过，谈到丰田章男的“巡回道歉”，他沉默了几秒钟，“丰田仍然是日本最好的公司。”
生意不好做的慨叹，到处可以听到。电车站旁的九龙堂经营中餐，老板来自哈尔滨，虽然正值晚饭的时间，但客人只有两桌。“中国菜比日本料理贵。2004年我刚来时，生意红火得很。从2007年下半年就一天不如一天。”再这样下去，老板打算让儿子先回哈尔滨。
对丰田市的商业生态，召回事件并非最沉重的一击。创痛始自金融危机。2008年，丰田每年赚100亿美元的日子终结了，它出现了自1938年以来的首次年度营运亏损，其2009年3月31日财政年度合并报表后纯利润为负4369亿日元（约合44亿美元）。
当然，相当一部分人也对召回的发展态势忧心忡忡。“更大的影响或许还在后面呢。”当地出租车司机川守田裕说，前两天一个美国乘客的话令他不安：在美国，只有丰田车的销售下降了17%，其它各家汽车的销量都在增加，韩国现代增加得最快。
“我开了30年出租车，就数现在生意最差。”他甚至比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初还担心，“丰田章男先生说要从零开始，丰田可以，但我不能。”
忠义与克制
关于丰田章男的评价，与“原点”的距离存在一种有趣的联系。
在东京，略显激进的《新潮》杂志将他形容为一个连英语也不流利的“公子哥”，如同天皇一样，只是个丰田的形象代言人。在名古屋，曾在丰田工作42年的老员工新实重夫委婉地说，“他很用心，但与始祖（丰田喜一郎之父丰田佐吉）和喜一郎先生不同，他没吃过什么苦。”但在丰田市，章男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
日本人所抱持的“忠义”，是其商业道德体系中至高的美德之一，这并非发思古之幽情，即使孕育“忠义” 的社会环境早已消逝，它依然在日本现代社会有强大魅力。
新实重夫已退休20年，但只要有丰田的新闻，马上会记录下来。他慢吞吞翻了几个抽屉，找出几大厚本《爱知县志》与丰田的企业史。
他有三辆车，都是丰田的。其中一辆刚刚送去修理，与意外的加速有关。不过，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一种。“我想踩刹车，却一脚踩在了油门上，车撞到路边的树上。”他摸着额头说， “毕竟八十岁了，脑筋不太清楚。”
新实重夫曾在丰田多个岗位工作，做过一线生产工人，后来为二手车估价，退休前一直销售丰田卡罗拉，是一家4S店销售经理，他曾亲手卖出过350辆车，是区域销售冠军。
“社长居然在众人面前哭，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事—中国是最大的汽车市场，有奇迹般的增长。”尽管他对丰田章男的管理能力有所保留，但还是觉得“社长到处跑着道歉，也挺不容易的”。
他觉得丰田过去的增长缓慢而稳定，“有一种家庭式的氛围”，老板不会规定具体任务，主要靠自我驱动。不过越是这样，自己干劲就越足，“退休之前，他每天要在外面陪客人喝得烂醉。”他的妻子插话。退休以来，公司每年至少请老员工吃一次饭，嘘寒问暖。
丰田与其零部件供应商之中，也有一种超乎生意往来的情义。在丰田市一家寿司店中，我恰好遇到每天中午都会来喝上几杯啤酒的羽根贞夫。他是丰国精工的社长，主要生产汽车安全带上的弹簧，公司只有6个人。这样的小公司散布于丰田市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