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既表达了立场、又将风险化于无形的身份诠释：“我自己喜欢做一个体制内、或者准体制内的改革派。我肯定不愿意走到体制外去单独抨击体制，也不赞成这种做法。我希望现在体制内有一部分人能出来说话，因为起码我们是在关注我们自己的体制改革问题。”
藏的同时，秦晓也懂得策略性地“露”。在清华、中央党校的演讲和新近的采访中，秦晓对“中国模式论”的针砭让博源基金会迅速在民间的知名度大增，他也收获了诸多反馈。无论赞同或反对，这正是他推动博源基金会发展的初衷：“我们希望去推动中国更多的精英去认识问题、去达成共识。从90年代后期，改革共识基本上是破裂的，现在要重提共识的问题，精英和民众还要互动，所以我们去做工作。”
7月在清华演讲时，秦晓对莘莘学子大谈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两个多月后，他却有意回避这个称呼：“中国不太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既然人家不喜欢，你不要给我加这个词，以免人家把我都看成另类。”
采访结束的时候，秦晓要走入电梯，又回身一再嘱咐我们：“你们不要太着急，太激进，要给政府留出时间去思考，达成共识。”
学者与企业家：分与合
“人都是有很多角色的，你要分清角色。”在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秦晓展现了两个秦晓。
一个是正儿八经的学者。秦晓对人民币升值、房地产、人口红利、市场机制和公共事务侃侃而谈，同时乐于分享自己思想体系的建立和修正过程。他说，这30年来我们倡导的现代化其实只是单一的经济上的富裕，简单说是国富民强，但现代化是文化、法治、价值观等多维度的现代化，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强盛。“这个社会还需要匹配的价值清晰度和法治制度来支持，道德、人文也不够，市场经济的支柱和法治的支柱、价值的支柱，这三个支柱都是不可缺的。”
“当我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这个社会的公民，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个人，我可以对社会发表意见。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公共事务。什么是公共事务?就是公众发表意见的事务。”
【招商局十年，秦晓给自己打的分数是“及格”，秦晓目前还愿意谈招商局，但距离“封口”也已不远】
另一个则是典型的企业家。切换到这一个身份时，他的表达欲望会收拢起来。说起招商局，秦晓不像一般国企领导者那样，急于用数字轰炸来证明企业运转之得力，而是先学究式地介绍一番劳动生产率、增长性等企业估值方法论，再轻描淡写地提到招商局2011年净利润将迈过100亿元的台阶：“这几年，招商局的利润增长幅度超过净资产增长幅度，净资产增长幅度又超过了总资产增长幅度，说明这个企业不是完全靠借债、靠规模、靠资源投入得到的发展，更多是靠劳动生产率、靠技术、靠人力资源。”
“当我做国企领导人的时候，我要遵循企业的利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把这个企业做好、做得有竞争力，比方我去收购一家企业的时候它是外企还是民企，我卖掉一家企业的时候国有资产是不是收缩，都是我必须站在一个企业立场上考虑的问题。”
那个说国企应该消失的秦晓，也同样是为招商局寸土必争的秦晓。
2002年，招商局订购了日本的VLCC(超大型油轮)，当时的中船集团总经理陈小津跑来问秦晓，你怎么不订我的船呢?秦晓说，可以订，你出个价吧。
秦晓不打算无底线地帮衬兄弟国企。他对陈小津说，我在日本订的价格是6380万美元。陈说，中船得卖7500万。秦晓又说，日本是差不多一年半的交货期。陈说，我的交货期要2年。秦晓说：“这就怨不得我了。”
2010年1月，招商轮船两艘由日本环球有明船厂和大连重工集团分别建造的VLCC“凯爱”轮、“凯源”轮先后交接，秦晓分别带队去了日本和大连验收。结果招商轮船的监造在日本造的船上挑出了30多个毛病，而大连重工的造船厂设备比日本更新、更好，但造出的船被挑出了130多个毛病。
秦晓心中有数。“这130多个毛病，除开个别技术原因，大部分是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的，如果活做细点就能做好。这就是我们讲的精细化管理问题，这就是差距。”2010年2月，在集团工作会议上，秦晓借这个故事给招商局管理层说事。“如果说大家想知道我现在担心什么事情、考虑什么事情，就是这些，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吃增长红利的同时，把劳动生产率红利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