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2010年第49期封面

　　《瞭望》文章：“走出去”新关口

　　新世纪十年，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最深远的经济故事，可能就是中国的迅猛发展：十年前还不过是一个心情紧张准备“走出去”登上全球化快车的“中学生”，十年后已成为一个牵引庞大的全球化专列奋力穿越金融危机迷雾的“火车头”。这一点，年中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解。

　　榜单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上榜企业由2000年的10家增加到46家，仅次于美日两国；其1.95万亿美元的营业总收入超过2009年巴西的GDP，可以排名全球第八大经济体；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中国500强企业用仅占全球500强8.7%的收入，创造了相当于全球500强的19.9%的利润。

　　这份成绩单，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司力量”从“草根”到“森林”倔强生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企业以开放胸怀敢于“赤脚”学习全球化“走出去”的结果。然而，面对中国企业靠着血汗和智慧建立起商业竞争优势，旧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们不是直面自己的弱点，而是不断五味杂陈地抛出“中国经济威胁论”或“中国资源掠夺论”，甚至攻击他们曾奉为圭臬的商业精神。

　　11月中旬，中铁建承建的沙特麦加朝觐轻轨铁路通车运营。对于这项世界迄今单位时间设计运能最大、运营模式最复杂、建设条件最严酷、同类工程建设工期最短的铁路项目，一些西方舆论竞相调侃中国企业以亏损为代价履约合同的勇气，甚至把中国协调力量帮助企业维护商业信誉、实现客户需求的行为，攻击为“别有企图”。

　　现在。不论是以什么意图质疑甚至攻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不论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诸多不足和失误，中国公司已经成为了全球跨国经营版图中不可或缺的新力量。

　　纵观历史，全球科技中心和全球制造中心发生了三次转移：作为全球商品贸易中心的中国，在宋代走到巍顶状态，支配着世界海洋贸易和商品制造；16世纪末，中国中心开始向欧洲转移，并成就了英国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世纪后期，又开始向北美转移，最终使美国成为近现代全球科技和制造中心。

　　20世纪中后期，世界制造中心已经率先开始向亚洲大规模转移。这种“风水轮流转”的变化规律意味着，中国和中国企业向世界经济发展最前列的奋进，即使最终成功，也不过是荣光东归的历史新篇章。如果放宽历史视野，世界应该也能够冷静对待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企业的“走出去”。

　　正处在新关口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仍然是初级阶段，充满着巨大的变数，而且教训就在眼前。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但后来发生的种种失误，使其停滞甚至在这个位置步步后撤。要想不步此后尘，中国企业需要思考和学习的还很多。

　　目前，“走出去”的“十二五”规划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这部总结了西方企业“走出去”历史经验教训的战略规划，拿出了中国“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平等相待、真诚合作、互利共赢”。因为全球商业史已证明：倚仗坚船利炮，英国的全球中心地位不过维系了二百余年；相反，建立在共赢互利基础上的中国贸易体系，从“丝绸之路”开始，其中心地位运转了近千年。□(文/健君)

　　《瞭望》文章：央企集体学习国际化

　　处在国际化初级阶段的中国企业，距离成为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还有艰辛的道路要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张辉 王仁贵

　　在国家行政学院新学期报到的9月1日，当晚7点，教学主楼A109教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学生，45位中央企业主管国际业务的老总。中央组织部、商务部和国家行政学院将国资委旗下1/3强的央企集中在这里，组成“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提高跨国经营能力专题研讨班(以下简称国企班)”，在为期8天的时间内，学习和交流“走出去”经验。

　　“这是第三次办‘走出去’的专题班。”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主任陆林祥提供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资料显示，45人所代表的公司资产总额达7.5万亿元；年龄最大的58岁，最小的仅37岁，2/3的学员在50岁以下；硕士以上的学历占比六成，还有两位是大专学历。

　　陆林祥和班主任刘钢花了大量功夫准备国企班的教学方案：从政府层面，约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甘绍宁，解读“走出去”政策要点；从专家视角，邀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宇燕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等人，分析全球竞争新趋势；从经验交流方面，请来中国远洋总裁魏家福、中国石油总裁蒋洁敏、招商局董事长傅育宁和IBM全球副总裁范宇，介绍其“走出去”和国际化的心得和秘诀。

　　目前，全球跨国公司已达8万多家。2009年外国子公司总产值占世界GDP的11.6%(比20年前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出口额占33%。其国际化经营的广度、国际分工的深度、业务多元化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主要的引导和推进力量，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资源。”一位国家主管部门领导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企业要加快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力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益处，需要以“走出去”的方式更主动地参与全球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具有相应规模、技术和经营水平的跨国企业。

　　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65.3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五位。保持了8年连续增长，年均增速54%。截至2009年底，中国1.2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2457.5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108家央企已“走出去”，境外资产总额超过6000亿美元。

　　然而，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净额和年末投资存量的全球占比，分别仅为5.1%和1.3%，远低于8.3%的中国GDP全球比重。大部分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在生产加工环节和低附加值状态，倚仗的竞争手段仍然主要是低成本生产要素。

　　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总体竞争实力不但十分弱小，而且与中国国力不相匹配。上述主管领导提出了一个整体判断，中国企业“走出去”，“尚处于初期阶段”，“与外国跨国公司相比总体处于弱势，挑战和压力巨大。”

　　这是一个晚上的课堂作业，45位学员将其“走出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思考贡献出来，聚焦成研讨题目，自愿选择课题组成4个课题小组进行专题研究，并最终形成四项“毕业”成果。国家行政学院为国企班配备了以刘钢为班主任的三位副司级班主任和两位正处级班主任，“他们将以‘催化师’的身份，引导和推动研讨活动。”

　　这些老总大多已经具有海外经营实践，对“走出去”有深刻的体验和思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已经在“真刀真枪”中历练为国际化经营的好手。短短半个多小时，大家提出了近百条问题。“每一条都可能来自于海外市场中硬碰硬的体验，也可能曾折磨得他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身边一位进修部老师私下说。

　　通过讨论梳理，陆林祥和班长东航副总李军、四个小组长兵装集团李守武、神华王晓林、中远张良和诚通洪水坤，最终将写满四面写字板的问题提炼为“影响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最要紧的”四个课题：跨国经营与资源整合，改进政府管束与政策支持，国际化经营与风险监控，“走出去”战略国际化人才支持。

　　“善建者不拔”

　　“善建者不拔”语出《道德经》第五十四章，寓意优秀的建筑师，修造的大厦不会因基础不牢而坍塌。作为跨国经营“入门者”，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资源整合这个生存基础。“如果不能有效处理这个问题，那就是资源运不回来、技术消化不了、市场打不进去，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位学员如是说。

　　采访中，一位资源企业老总介绍说，“一开始，失败不是一次两次，有的甚至整个项目失败，损失几亿美元，甚至上两位数。”这家企业上世纪90年代初“走出去”，前五年的项目大部分都不存在了。

　　或许正是因此，第一组研究跨国经营资源整合课题中，学员们反复强调：“走出去”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走出去”或急于“走出去”，核心竞争力不强的，核心资源在目的国受到削弱的，不适合“走出去”，“比如，以中国廉价劳动力作为主要竞争因素的企业，到欧美一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可能会丧失优势。”

　　根据跨国经营的驱动力，这个研究组将“走出去”划分为六种方式：获取自然资源、获取海外人才、获取核心技术、获取市场空间、获取成本优势、获取专营权等。以其亲身体验，中国企业面对问题最多的是第一种方式下的资源整合。

　　以获取自然资源为主要驱动力的“走出去”，是保障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的战略举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概莫能外。但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没有在国际市场中经历过自由竞争的洗礼，不懂得如何竞争，要么出手重，要么出手偏。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和中铝增持力拓股份最终失败就是经典案例。

　　“对外投资是实实在在地追求收益，既不要讳谈利益，也不要空谈利益，要学会整合利益冲突，均衡利益各方。”一位学员告诉本刊记者，一些刚开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很少自觉从“合作双赢”的角度理解对外投资，“盲目追求控股，甚至投资之初就有搬资源、搬工厂、搬技术的想法，结果碰得头破血流。”

　　也因此，他们的忠告是，“中国企业带着刚性需求在国外收购或开采资源企业和产品时，应采取更加柔性的姿态和方式，形成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和谐相处。也就是说，要实现国外自然资源和当地投资环境的有机整合。”

　　比如，“在投资方式上，不一味追求直接收购、控股等，可以采取与当地企业合作或与其他跨国公司合作。也可以在保证我企业的总体利益的基础上不强调控股权，采取多样化的策略和方法，通过不同结构的安排来降低风险。不给外国政客以攻击的借口。”

　　事实上，这两年来，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大幅转变了海外投资风格，最突出的就是中海油。董事长傅成玉现在认为，“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寻找当地的伙伴，和他们共同发展，创造双赢机会”，对外强调入股而非控股，强调交易对当地就业及税收的贡献中海油因此近年来斩获颇丰，已成为国际能源界的重要玩家，仅今年就灵活多变地签了四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单，并且成功进入美国墨西哥湾地区。

　　不过，困扰“走出去”的问题仍然不断。学员们最讨厌的现象就是，中国企业国内无序竞争已经蔓延到海外，甚至包括央企在海外投标都发生过“窝里斗”。有学员笑称，在国外投标时最怕“他乡遇故知”，中国企业最怕的不是国外竞争对手，而是国内同行，往往是“熟人相见，分外眼红”。

　　去年年初，在民企华菱集团入股澳洲第三大矿业生产商FMG谈判最紧张的时候，国内某金融投资机构突然也对这个项目发生兴趣，惊得行业主管人士不得不亲赴首都机场堵住了正要赶赴澳洲的这家机构负责人。庆幸的是，这位负责人明白事理，最终促成了华菱的好事。

　　“恶性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履约质量不高，一些海外工程遇到质量纠纷和劳资纠纷，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形象，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了障碍。”看到日本等国企业在全球化上的协作，他们苦苦思索，“如何促成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相互支持、相互联合？如何杜绝在海外竞争中中国企业相互‘往死里掐’，进而打援手？”

　　在学员们看来，行业协会的弱势是主要原因，“国内一些对外经贸商会官本位色彩明显，难以有效表达业内共同利益诉求，不能真正体现行业的长期海外利益，权威性很低。反观国外商会，行业权威性高，市场协调能力非常强。”

　　他们建议，成立以企业力量为主导、而非政府或事业单位为主导的跨国经营协会组织，“真正以企业的自律经营和海外协同为主线，尽快使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形成合力，避免在海外市场上自相残杀。”

　　聚合“大走出去”政策

　　学习期间，本刊记者听到一个故事。一家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东部承建了一座大型电站，交完“钥匙”就回来了。由于当地经济总量有限，建成后的电站电价低廉，且当地的部分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一位学员感慨地说，“如果这家企业当时能够通过一种平台和国内冶炼企业共享这些信息，共同利用当地的低廉电价开发当地矿产资源，将是多大的商机啊。”

　　当前，“走出去”的一大苦恼就是，经常面对海外市场信息的分割和屏蔽。一家中国企业获得了南美某较优质矿产项目，投资只有15亿美元。到了现场才发现，由于自然条件困难，仅配套电力和铁路就超过50亿美元。因为运费昂贵，直到现在，设备还扔在那里。“如果当时能够得到当地中国使领馆等政府驻外机构的咨询和信息，就不会交如此昂贵的学费。”一位学员感叹。

　　事实上，中国外交资源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巨大“宝库”。《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发现，除了广布全球的驻外使领馆及商务处等机构，我国还有数千名经验丰富的退休外交官。近年来，外交部大力推动“经济外交”，前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领衔组建的民间智库——前外交官联谊会，聚合了2600多名退休外交官，以企业顾问身份活跃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台前幕后。一位大使甚至被华为公司聘为高级副总裁。

　　但学员认为，这样庞大而有利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刊记者了解到，一方面源于企业自身不善于利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中国使领馆机构缺乏这方面主动和系统的服务意识，特别是外交部、商务部、国资委和贸促会等部门和组织之间横向信息整合不畅，造成我国外交资源和信息大量处在待开发或浪费状态。

　　这种不协调性还表现在各部门相关政策上。“我们内部政策环境，该有的服务还没有到位，该有的便利化还不够，该支持的还不够，该防范的还不够。”商务部副部长陈健认为，“走出去是国家战略，不是哪个部门的事”，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产业，软的方面、硬的方面都要有“大走出去”的概念和统一协调的政策思路，“要实现这样一个国家战略，必须把我们所有力量统筹起来，难点就在这。”

　　第二组学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认为，企业“走出去”除了需要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外，政府搭设的“台”的好坏，对企业“走出去”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首先体会到的是，缺失“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

　　“没有中远期目标，没有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政策引导，就不可能建立政策支持体系。”他们建议，中央政府层面要组织各部门大力协同，统筹研究制订境外投资的总体战略、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尤其加快建立实施“走出去”战略具体政策落实及重大项目的快速协调机制。

　　另外，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深受海外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缺失的掣肘。学员渴望，政府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主动参与全球贸易、投资、金融管制等游戏规则的制订，“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为我们实现跨国经营、提升核心竞争力争取更宽松的外部条件。

　　还有一个头痛问题就是政府审批。学员们迫切认为，“要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放松境外投资管制，大幅度下放境外投资审批权限，放宽企业境外投资的限制额度。”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建议探索对其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审批放松管制，适度授权，对额度内投资项目，可实行备案制，不再事先核准。同时，期望相关部门对企业“走出去”审批能提供“一站式”审批服务。

　　对于央企而言，考核问题也需要改革。为了鼓励“走出去”，学员们强调，一定要允许失败，“取得巨大成绩的大型国有骨干企业，‘走出去’初期，无一不具有失败的案例及教训，正是这才造就了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

　　在考核机制上，他们认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要将单个项目评价与整体效果评价相结合，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不能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整体。对处于‘走出去’初期的企业，可以区分国内经营情况与国外经营情况，分别考核。否则，不利于企业坚定信心。”

　　讨论中，学员们对“政企不分”颇有微词。比如，以电信、航空等央企为代表，国外舆论一直对其负责人或官或商的职位调换多有质疑。学员们建议，大型国企“走出去”后，相关高管谨慎调入体制内任职。

　　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层面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据本刊记者了解，6月份，由发改委、商务部牵头的“走出去”工作部际联系会议制度获准成立，将统筹协调、大力推进“走出去”的政策引导。同时，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的产业和国别政策导向，并尽快出台《境外投资条例》，境外投资资金的审批权限也将扩大十倍。

　　“前所未有”的国际化风险

　　第三组确定了“企业国际化经营与风险管控”的研究课题后，学员们一口气列举了22种“走出去”可能面对的风险。尽管从商业角度看，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承担风险，“走出去”就是驾驭风险的过程，但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企业面对的国际化风险，在意识形态偏见、既得利益强国“围堵”、资源竞争加剧、环境压力严峻等背景下，显得“前所未有”。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11月10日在一次研讨会上公开感叹，“中国现在到美国的投资，几乎全部被否决，只有私营企业的投资还得到了同意。”事实上，他的判断仍然乐观了，私营企业的商业活动也经常被限制。

　　华为，在美国运营近十年，并提供了1000多个就业机会，其在美所有六项投资，仍然因“国家安全”全部遭到否决。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最近鞍钢与美国企业合资在美国建年产35万吨螺纹钢厂，仅相当于我国一个县级小钢厂的产能，且中方只占20%股份，一批美国议员竟然声称威胁美国家安全。

　　特别是当前全球保护主义盛行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这种政治风险集中表现在，许多国家采取政府干预、法律政策保护等形式保护本国利益，使我国“走出去”不但面临发达国家的政治壁垒，在发展中国家也面对所在国政局变化、内部冲突、战争、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带来的风险。

　　本刊记者了解到，某企业在南太平洋岛国的一个投资项目，已经完成了90%的工程量，原本今年四季度前完工。但西方某些敌对势力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以环境保护为由挑动当地的地主反对并上诉省法院。尽管此项目在中国企业未接手前，就获得了该国颁发的许可证和环评，地方法院仍然发出暂停工作的禁令。停工期间，该企业每天损失达100万美元。

　　当然，走出去面对最多的还是商业风险。学员们详细讨论了四种风险：

　　法律风险。由于所在国法律与我国法律规定有所不同，甚至还不是一个法律体系，有的国家法律本身不够健全，或者法律条文时常修改，而我国企业对当地法律不够了解或对法律约束不够重视，导致企业可能无形中触犯对方法律，遭遇投资或经营挫折。

　　市场风险。一是国际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变化，若不能及时了解和把握，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战略决策上容易发生失误；二是由于技术更新带来的产品生命周期变化，影响“走出去”企业的产品市场；三是国际炒家对大宗商品、期货、股票等领域的投机行为，使我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面临不可控的成本波动。

　　决策风险。一是在战略选择上出现偏差，与公司既定战略不匹配，未能发挥主业和专业优势；二是战略布局不平衡。以低端市场为主，在中高端市场业务占有量较小，未形成高中低端区域市场的平衡分布；三是顶不住机会诱惑，盲目进入陌生或短板业务领域，甚至发生违规操作；四是为“走出去”而“走出去”，将“走出去”作为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

　　文化整合风险。首先是管理整合风险，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组织架构等方面要进行适应国际化需求的全方位整合；其次是文化融合风险，既包括国家层面意识形态、民族、宗教、文化、思维习惯等方面的融合，也有企业层面的企业文化、组织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融合；最后是资源整合风险，既有企业外部的国内外政策、区域资源、社会关系整合，也有企业内部的战略、资金、人力等资源的整合。

　　第三组学员中航油总经理孙立，毫不犹疑地把6年前中航油发生的“新加坡事件”拿出来做案例分析。他记得很清楚，出事前，《人民日报》头版曾将中航油当作“走出去”的成功典范进行报道。不到一个月，陈久霖就因违规越权从事投机性场外石油期货交易，造成5.5亿美元巨额损失。

　　据孙立介绍，六年来，中航油痛定思痛，开展风险管控培训，实现了实时监控境外企业经营状况，建立外派人员定期报告、考核及定期审计制度，健全了公司业务部门、风险管控部门、管理层、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五个层级的风险管控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行向管理层和董事会“双线汇报”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内控体系。

　　10月中旬，在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SIAS)年度投资者奖项评选中，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获颁2010年“最透明公司奖”国外上市公司组第二名。这是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继连续三年荣获新加坡国际100家企业奖、获得新加坡国际发展局授予的“全球贸易商资格”等荣誉后，在公司治理方面再次获得的殊荣。

　　目前，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成为新加坡市场上备受追捧的龙筹股之一。2010年以来，截至10月13日，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股价上涨43%，超越了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的10.5%涨幅。对这个过程，孙立感触良多。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第四组学员研究“‘走出去’战略实施中人才问题”时，引用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先生的一句话，“21世纪的经理人只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全球视野的经理人；一类是下岗的经理人。”在他们看来，目前制约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足够数量、优秀适用的国际化人才。”

　　近日，由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一份问卷调查研究也显示，企业国际化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缺乏合格的国际化人才”，比第二位高出24个百分点。学员们认为，国际化人才的缺乏，直接导致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经营活动无法按计划圆满实施、企业管理难以科学、有效，部分情况下甚至影响到企业“走出去”整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学员鞍钢集团副总白静瀑介绍说，目前，鞍钢集团近14万名员工，直接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只有200多人，虽然也在通过国家级国际工程承包公司间接参与国外冶金工程施工，但按照鞍钢自身的国际化战略要求，能够通过国际贸易的平台寻找资源和市场投资机会，真正具备国际化项目运作能力的人才十分缺乏，对一些项目的顺利开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即使站在“走出去”最前列的中石油，同样面对着人才困境。蒋洁敏感触尤甚，“我们在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有两个项目，生产规模每年4000万吨，投资400亿美元。中方40%的股份，就是160亿美元，但是我们到这个项目上的真正的合格人才不到100人。在发展的今天，最最关键的还是人才问题。”

　　2010年中央企业人才工作会议上，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呼吁，“中央企业国际化人才相对不足，已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建设国际化大公司产生了重要影响。各中央企业要在全面提升人才综合素质的基础上，把促进人才国际化发展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事实上，近年来，人才问题是国资委除企业改革外花费精力物力考虑最多的课题。

　　然而，学员们反映，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吸引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处于劣势，“国家部分政策不够灵活，综合生活环境与文化差异等，也成为吸引国际化人才的障碍。”而且，大部分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区域多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对国际化人才缺少吸引力，项目所在当地也缺少符合条件的属地化人才。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的缅甸项目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面。缅甸经济社会落后，教育和工业基础薄弱，技能与技术人才匮乏，短期内，项目建设所需的大量技能、技术和管理骨干难以实现本地化，几乎都要从中国派遣。而由于当地政局复杂，和平与稳定环境脆弱，项目所在地又处于温热带原始丛林，人烟稀少，传染病流行，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差，给项目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

　　学员们建言，中国企业管理层，既要从“走出去”战略的角度，重视国际化人才自我培养为我所有；又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充分利用好项目所在地各类人才资源，实现人才国际化为我所用；更要以宽广的胸怀和创新精神，切实从体制、机制、环境等方面创造条件，以利于发现、培养和使用优秀的国际化人才。同时，高度重视发挥团队的整体作用，以弥补个体人才的不足。

　　不过，他们反对把国际化人才当作一个特殊的群体，“而应是一个在企业战略指导下，完全纳入企业组织架构、融入企业文化、主导‘走出去’日常工作的核心团队。”因此，无论是自有人才、还是外聘人才，无论是中国员工，还是外籍员工，学员们的实践经验是，“一定要在企业内部统一可行的综合机制与管控模式下进行工作，从而在发挥每一个个体的积极性的基础上，形成团队的整体合力，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去年6月，中国五矿成功收购澳洲OZ矿业公司后，以OZ公司主要资产设立了五矿全资拥有的新公司——MMG公司，生产经营沿用原有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维持一线生产经营的稳定。同时，将MMG公司产品纳入五矿全球营销体系，互派业务人员进行协同。目前，MMG公司已平稳运营一年，累计实现利润4亿美元，并购双方实现业绩和人力资源的共赢，成为中澳企业投资合作的成功典范。□

　　《瞭望》文章：互利共赢“走出去”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将继续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稳步扩大对外投资，拓宽方式、提高效益，深化在能源资源、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互利合作，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文/张晓强

　　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适应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将继续按照市场导向和企业自主决策原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稳步扩大对外投资，拓宽方式、提高效益，深化在能源资源、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互利合作，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同时，中国政府将更加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统筹协调，提高安全高效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相互配合、良性互动，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机遇挑战并存

　　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调整和资本要素流动更为广泛。世界经济在遭遇百年一遇的危机后缓慢复苏，但仍存在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衡等矛盾和问题。尽管此次“危”中所带之“机”的窗口已收窄，但机会仍有。

　　其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开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欢迎。我国经济和我国企业经历此次危机的表现令人瞩目，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国已与世界13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一些国家签署了自贸协议。总体看，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的大环境在逐步改善。

　　其二，我国企业、金融机构的实力稳步增长，自主发展能力增强。既有解决资源需求、优化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的内在动力，也有国内对资源等产品是世界长期、稳定的大市场，资金相对充裕等有利条件，更有若干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工程设备与技术水平。例如，发电设备制造与安装能力已居世界第一，铁路、公路工程建设能力也是世界第一。特别是中国企业员工举世公认的开拓拼搏能力。

　　其三，中国政府按照“企业决策、市场运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不仅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能源资源保障，获取了先进技术，开拓了国际市场，也为投资对象国带去了资本和就业机会，增加了当地收入，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未来面对的挑战也相当艰巨。

　　首先，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等“走出去”业务尚处于初期阶段。企业实力与外国跨国公司相比总体处于弱势，部分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决策与激励、监督约束、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例如，在境外，国内企业间恶性竞争时有发生。经过近几年的引导和协调，企业间相互协作有所加强。

　　其次，国家法律法规、配套政策和支持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如税收、财政等支持力度不强，信息、法律、投行、咨询等中介服务能力弱，行业协会、商会在国际化经营方面作用较小。

　　其三，外部条件受限，且遇到较大阻力。一方面能矿类好的资源基本被老牌跨国公司占据。我国企业目前在境外获得的许多铁矿、铜矿等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很差，距港口数百甚至上千公里，配套投资额极大；有的矿海拔4000多米，建设与生产条件艰难。同时，“中国经济威胁论”或“中国资源掠夺论”等，此起彼伏。这种不客观的舆论环境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设置了不少干扰和障碍。

　　着力处理四大关系

　　正确把握大形势及利弊所在，是开展好国际化经营的重要前提条件。为此，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积极稳妥地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同时发挥我国的体制与外交优势，做好宏观指导协调，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推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特别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既要加快自身发展，注重经济效益，又要尊重当地法律法规，注重互利共赢，保护当地员工合法权益，做好生态环保，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一些“走出去”时间较长、经验相对丰富的企业在互利共赢方面做得比较好，与投资所在国及当地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例如中石油在苏丹为当地修路、打井、培训人员、开展医疗；中色集团在赞比亚为当地人民无偿提供医疗设备及服务、捐助当地教育、免费供水供电等。

　　企业主体作用与政府协调引导作用的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这决定了国有企业是包括“走出去”在内的许多经济活动的主体。对此有些国家至今仍不理解，或有意歪曲，认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是政府决策，从政治需要出发进行投资。实际上，熟悉中国国企情况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的投资首先是由企业按自身发展需要和商业原则所作的决策。

　　积极推进与防范风险的关系。既要敢于把握时机“走出去”，又要量力而行，审慎决策，防范投资和经营风险。此外，我国企业投资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治安较差，甚至有武装冲突，还需注意安全问题。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问题，相关部门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专门负责安全保护工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我国从以“引进来”为主，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开放战略，目前“引进来”和“走出去”工作都取得了较好成效。这两者不是孤立的、分离的，要把它们更好地结合起来，实现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紧密联系、相互促进。近年来，我国企业在探索两者有机结合的有效方式方面做了不少积极的尝试。

　　另外，从政府层面，过去我们主要关注创造吸引外资的好环境，也关注外商投资对我产业的冲击，现在随着我国“走出去”的迅速发展，也需要加大关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我投资开放的问题，通过政府制定出台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涉外工作等，促使外方对我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公平、开放的环境。使两方面更好地结合起来，力争使“引进来”、“走出去”的利益兼顾，实现有予有取、互利共赢。

　　未来规划重点

　　下一步，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包括，能源资源领域、高新技术领域、制造业领域、周边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的监管和政策协调方面：

　　首先，健全协调机制，加强宏观指导。进一步发挥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面对绿色经济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等新形势，正在研究制定境外投资“十二五”专项规划。并将根据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走出去”战略需要，结合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引导国内企业围绕重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开展工作。

　　其次，完善鼓励政策，加大支持力度。目前在财政、税收、外汇、金融等方面都陆续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

　　其三，加强经济外交，形成整体合力。继续把为企业“走出去”服务作为经济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为企业提供有效服务。

　　其四，深化体制改革，转化政府职能。根据投资体制改革进程，适应境外投资新形势，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加快境外投资法规建设，争取尽早出台《境外投资条例》及配套管理办法，大幅度下放境外投资审批权限，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和条件。

　　其五，改进监督管理，强化安全保障。加强境外中资企业和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健全监管机制。发挥境外安全相关保障机制作用，保障境外中资企业人员和财产安全。

　　其六，建立服务体系，营造良好氛围。建立健全各类促进机构，积极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加快人才培养，加强信息体系建设。

　　企业“走出去”三原则

　　对于目前正在或者准备“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定要从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做好筹划，有的放矢，有备而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我国经济发展、企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比较优势为依托，优选条件相对有利的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基本点：必须从企业长期发展出发，科学制定全球战略，分步实施，这是企业“走出去”国际化经营的核心。

　　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减小阻力。根据国际规则和实际情况，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如在境外投资时，尽管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为国有企业争取平等地位，但在一段时期内误解和歧视还会存在。为此，企业可视情况寻求多方合作，包括与其他国家企业、西方跨国公司联手开拓第三国。

　　练好内功，打好基础。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企业自身机制，练好“内功”是搞好跨国经营的基础。“提高国际竞争力”，根本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这可以包括市场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生产能力优势、技术结构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在自主知识产权(IPR)、品牌、国际经营网络、国际化经营人才、本地化等几个方面则是要花大力气的。在此基础上把握“先易后难”、“知己知彼”、“趋利避害”、“防范风险”、“守法经营”、“社会责任”、“文化风俗”等几方面。□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瞭望》文章：武钢海外资源战略纪实

　　通过“走出去”，武钢目前已锁定海外铁矿石权益资源量近100亿吨，到“十二五”末，实现铁矿石的自给自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江时强周梦榕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调研中了解到，在国内许多钢企为铁矿石涨价发愁时，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已悄然用上投资海外赢得的便宜矿石，今年预计达600万吨，占年矿石需求量的25%。三至五年后，武钢矿石可全部自给，彻底摆脱被世界三大矿业公司“卡脖子”的状况。通过“走出去”实施海外资源战略，武钢的目标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矿石的自给自足。

　　“逼出来”的海外战略

　　武钢的做法是“逼出来”的，这与其在铁矿石资源“食物链”中的尴尬境地有关。武钢不像宝钢“两头在外”，也不如鞍钢80%的矿石能够自给。武钢的“粮仓”——鄂东铁矿石开采已有一百多年，资源趋于枯竭。漫长的开采史消耗了大量资源。武钢每年自产自给率由最初的100%降至现在的不足15%，仅剩的不足3亿吨的资源量都深埋在500多米以下，开采成本越来越高。

　　然而，经过50年的发展，武钢的产能增长了7倍。到2009年，集团的产能已达到4000万吨，粗钢产量居世界第四，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产能的急剧放大导致铁矿石缺口随之加剧，每年需从国外进口铁矿石2500万吨。“十二五”期间武钢将形成6000万吨以上的产能，铁矿石年需要量达9000万吨以上。铁矿石资源短缺已经成为武钢目前以及未来发展的“短板”。

　　近年来，我国进口铁矿石量增价涨。2002年进口铁矿石首次突破1亿吨，之后每年增长，2009年进口已超过6亿吨。海外铁矿石企业数度抬价，从2004年到2008年，国际铁矿石价格翻了2.56倍，此后上涨趋势一直持续。

　　2009年初，国外供应商单方面强行取消已签订的长期供应协议，进口铁矿石价格再度飙升。同时武钢地处内陆腹地，运费要比国内其他钢铁企业每吨高出150元左右，企业成本居高不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中国、日本、韩国都属缺少矿产资源国家。日本的新日铁早就通过股权的方式，掌握了海外上游矿产资源。近年来，我国每年进口铁矿石占全世界总需求的60%左右，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和钢材生产国，而我国企业在海外的铁矿石权益量仅有4000万吨，不足进口量的10%。钢铁强国日本的境外权益铁矿石占进口的比例则在60%以上。

　　武钢总经理邓崎琳告诉本刊记者，武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中央要求的加快“走出去”战略，加快建立海外资源保障基地，摆脱被人“紧卡脖子”的窘境。

　　“走出去”收益与风险并存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后商机的出现，武钢“走出去”步伐迅速加快。目前，武钢开展合资合作的海外项目已达37个，包括15个铁矿项目、12个海外贸易和深加工项目、9个煤矿项目和1个钢铁生产项目。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武钢国际资源公司副总经理谢海平说，到目前为止，武钢通过参股、控股、项目合作等方式，已锁定海外铁矿石权益资源量近100亿吨，每年可获得相当可观的权益铁矿产品。到“十二五”末，武钢在海外开发的矿石可以满足85%的需要，加上自有矿石部分，矿石可以自给自足。

　　“抄底”世界金融危机为武钢赢得了可观收益，节约了大笔资金。比如收购南澳CXM公司增发的15%股权，武钢只花费原报价的一折，仅975万澳元。当前武钢在海外公司的股份增值达80%，获得了数亿美元的账面浮赢。武钢海外权益矿离岸价格每吨50美元以内，而现货交易价达到120美元，矿石生产成本节约一半以上。

　　事实上，铁矿石投资要充分考虑铁资源储量、矿石品位，还要考虑物流、铁路、港口、水电等基础设施，海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大。海外投资每一个项目环节众多，非常复杂。从信息收集、筛选到技术交流，从现场考察到财务、法律、技术调查，从商务谈判到签订框架协议，从正式签约到双方政府批准直至项目交割生效，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要在博弈中胜出，不但要做到对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细节了了于心，知彼知己，还要研究合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甚至文化习俗。否则稍有差池，就会前功尽弃。

　　对此，武钢总经理助理赵小明介绍说，武钢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因此危机意识强，公司一旦瞄准了机会，海外动作就十分迅速。另外，武钢在国外开矿办厂有自己的优势，8000人的矿业公司队伍有丰富的矿业开采、管理经验，现在从国内办矿到国外开矿，工作对接也很快。

　　截至目前，武钢的海外投资没有一笔发生重大风险和实际损失。这与武钢首选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等政治稳定的富矿国家有关，也与武钢稳扎稳打、措施得力、海外投资人员积极主动责任心强密切相关。

　　邓崎琳说，武钢是中国重要的板材生产基地，拥有大批核心技术和优秀人才，产能规模居世界第七位。先进的钢铁生产技术和矿石精选技术，世界一流的矿山建设队伍，矿山勘察开发的技术优势和经验，是武钢决胜海外的“本钱”。

　　竞争力向上游供应链延伸

　　海外投资战略使武钢进可攻退可守，成功修复了其脆弱的上游供应链。赵小明说，武钢拥有海外矿石资源基地，主要是控制上游矿石资源保障企业供应。这在当前资源紧张、矿价暴涨的前提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在钢铁企业上游供应的又一命脉——焦煤方面，武钢也在积极寻找海外项目。据悉，武钢旗下武钢国际资源开发投资公司已与澳大利亚矿业公司RML签订了莫桑比克煤炭项目谅解备忘录，武钢将分三个阶段总共支付8亿美元，购买RML拥有的莫桑比克赞比西煤矿项目40%股权，同时将认购RML8%的股权。

　　邓崎琳的目标是，武钢将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参股现有矿山等方式，建立一批境内外铁、煤矿产资源供应基地，逐步开发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到2015年，公司获得权益铁矿石资源量达到100亿吨，超过9000万吨/年的供矿能力；获得权益炼焦煤资源量10亿吨以上，形成3000万吨/年的供煤能力，不仅为武钢提供长期、稳定、安全的资源保障，而且满足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需求。这意味着，武钢在一定条件下，将从资源买家变为卖家。

　　除成功向钢铁产业上游发展外，钢铁的下游产业如国际贸易、物流运输及其他相关产业因海外资源战略的实施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武钢已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委内瑞拉、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12家海外子公司及办事处。

　　借助这些海外机构，武钢成功地将贸易触角伸向了剪切配送、矿产品贸易、海运运输等。特别是2007年武钢第一家专业化航运公司武钢(香港)航运在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成立后，航运业务已成为武钢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废钢、热压铁块海外资源开发也在去年实现了零的突破。

　　为利于进口矿石的输导，武钢还和宁波港、浙江和润集团三方合资成立了浙江舟山武港码头有限公司，在舟山兴建年吞吐量达3000万吨的大型铁矿石中转码头，这是武钢首座自有大型铁矿石码头。

　　在上下游产业和跨行业间建立畅通无阻的钢铁产业链，为武钢提升核心竞争力，全球化经营创造了条件。武钢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朱江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武钢不同区域的海外资产开发进程不一。未来还将成立资源投资公司，并在香港上市，开展资本运作，做强做大资源板块。这些都将为武钢更好地开展全球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武钢经验”

　　武钢“走出去”的成绩，为其他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大型央企提供了一些成功经验：

　　深刻领会并执行国家政策，配合国家部委，准确把握时机。武钢的海外资源战略决策紧扣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走出去战略的政策要求，又结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握世界金融危机机遇，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国家开发银行等通力配合，在别人不敢下手的时候成功抄底。

　　不仅仅走出去拿矿，还谋求管理权。对国外的矿山资源母公司投资获得部分股权，另外在母公司下面就矿产项目成立合资公司，在项目公司再拿部分股权。这样既可拿到矿产资源，又可参与管理规避风险。如公司购买加拿大CLM公司股份，获得一名董事席位，另外与CLM下属矿产项目成立合资公司，获得项目公司一名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职位，武钢的三名高管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打破矿业投资理念，实现权益形式灵活多样。为了打破国际铁矿石巨头的垄断，武钢采取了购买矿权、股权，合资、独资、参股等多种经营方式，以增大合作投资成功的几率。对上市公司尽可能收购其股份，让股票溢价；不能控股的海外公司积极参股；在可能谋求控股的矿产区块尤其是低成本区块尽量谋求控股。

　　在海外投资中借助中介机构快速切入陌生的海外市场，避免走弯路。武钢规划发展部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邓果宇说，中外市场和文化差异大，为了解国外市场、文化、法律、企业组织形式等，武钢聘请国际知名的投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如摩根、瑞银、安永、德勤等进行咨询，知彼知己，避免了不可预料的风险。

　　在一些国家大型矿山的国际合作遇到阻力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中小矿山为突破口，以增强中方在谈判中的话语权。尽管中国收购在海外遇到政治经济舆论压力，但海外市场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小矿山，海外投资的价格更便宜、成功率也更高。□

　　《瞭望》文章：构建“走出去”制度防火墙

　　管控海外投资风险，完善政策层面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是制度基础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尚前名

　　近日，毕马威公布的《世界级的梦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和反思》报告显示，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表现出强烈的“国际化动机”。在接受其调查的对象中，高达96%的中国大型企业表示有继续对外投资的计划，超过84%的小型企业则表示会有更多的对外投资活动。

　　与这种火热的“走出去”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政府服务和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意识仍然薄弱，缺乏较为明确和系统的制度保障。如果和已经比较完善的引进外资体系比较，对外投资的相关体系还比较薄弱，有些领域甚至是空白。

　　“完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非常迫切。”采访中，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国海外投资的规模必将迅速增长，因此，企业对一套完善的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渴求也愈加强烈。

　　挡不住的“走出去”热潮

　　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每年的对外投资额定为120亿美元左右，5年的海外投资总计600亿美元。而实际情况是，2010年一年的对外投资额即有望达到600亿美元。

　　“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一国所处的投资阶段与该国的人均GDP密切相关。”采访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总体上的一个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4000美元时，就进入了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期。

　　“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3679美元，预计到2020年，在正常情况下将达到5000美元～6000美元。因此，中国对外投资的实力将会进一步提高，对外经济的发展将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阶段逐步走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阶段。”

　　卢进勇也有着类似的观点，他提供的一份统计表格显示，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GDP处在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的省区市，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阶段。”他说。

　　基于这种情况，对于“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对外投资，不少业内人士都表示将可能出现巨大的飞跃。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上，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常务副会长范春永估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3年可望达千亿美元，存量可望达5000亿美元的规模。

　　不过，这仅是保守估计。在卢进勇看来，从1999年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0.43%。2009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7%，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1.1%，达到了565.3亿美元。

　　“因此，如果按未来每年增长30%的速度计算，2015年我国的对外投资额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他谈到，“即使按10%的年增长率来测算，到2015年，依然能够达到1089亿美元，从近年来的数据来看，这个数额在世界上也能排到前五名。”

　　“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要求中国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对于这种趋势，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解释是，从自身发展看，无论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还是转移过剩产能，保障海外资源供给；或是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纠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缓解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都要求中国企业加快海外投资的步伐。

　　“新手”闯天下风险重重

　　然而，前景虽然光明，但海外投资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而且，中国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端行业，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不足、管理人才缺乏，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还有较大差距。对此，受访专家分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同国内投资相比，海外投资的风险和挑战都远远超出中国企业的想象。”

　　在当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问题，各个国家对于海外投资的监管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就指出，2009年各个国家采取的外国投资政策共计102项，其中31项趋于收紧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由此产生的国家投资纠纷也在增加。

　　“更加关键的是，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因此在决定是否允许国外投资进入时，人为因素占主导作用，大大增加了不确定性。”邢厚媛指出，除此之外，汇率变动、文化差异等风险也同样不容忽视。

　　除了外部因素，受访专家更加关心来自于企业自身的原因。“虽然从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已有10年的时间，但实际上直到2004年，我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才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环境，在‘十一五’期间才算正式开始。因此就海外投资而言，中国企业是不折不扣的‘新手’。”赵晋平如此表示。

　　而“新手”自然就有“新手”的弱点。“积极性很高，但许多企业并没有周密的国际化经营战略。”邢厚媛提到，几年前她曾作过调查，尽管有海外投资计划的企业很多，但真正在走出国门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国际化战略方案的企业不到3%。

　　卢进勇在和企业打交道时也发现，一些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往往没有市场调查和论证，“走出去再说”，“不少企业老总喜欢往海外跑，看到项目就想投，对外投资完全凭感觉。”而一些国有企业，由于投资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的落后，海外投资成为政令式决策，在选择项目、地点、合作伙伴、经营策略的制定、人事安排、执行及监督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投资失利。

　　除了决策中的盲目，更大的缺陷则是跨国经营能力的不足。“一大主要障碍是缺乏擅长国际化经营的高层次、综合性的经营管理人才。”赵晋平表示，我国企业由于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起步晚、发展快，因而对人才的培养跟不上企业发展的客观需求。不仅如此，人才流失的现象也大量存在，导致上述现象雪上加霜。

　　完善制度三大侧重点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挑战和风险，多位受访专家不约而同地将眼光投向了对外投资促进体系的制度建设上。“目前的海外投资促进体系还仅仅是一个雏形。”卢进勇认为，尽快完善当前我国对外投资促进体系，应当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其一，健全保障制度体系。“系统健全的立法体系是保证海外投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根本和保障。”卢进勇谈到，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对外投资的法律体系。现行的有些法规不仅颁布时间较早，而且门类残缺不全，难以适应当前企业海外投资的需要。

　　此外，各项法规又分别由众多管理部门制定发布。这些产生于各部门管理权限和目的之下的政策法规难免有不衔接甚至相互抵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海外投资混乱无序的状态。

　　为此，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着眼于国内，首先应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海外投资法》作为调整境外投资的基本法。在此基础上，根据海外投资实践，及时补充境外投资法的实施细则及其他的单项法规，如《境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投资保险法》等，彻底改变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局面。

　　其二，完善管理体系。“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一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卢进勇介绍，目前的情况是，主要由商务部、发改委负责，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协助管理。

　　在这种多层次的管理体制下，表面上各部门各司其职，但实际上职能交叉，管理内容重叠。各部门从各自的管理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出各自的管理办法，同时又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造成混乱，极易产生矛盾。

　　他坦言，由此所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企业一个境外投资项目往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审批环节过多，且个别环节存在重复审核和审核标准不一致的现象。这些繁琐的审核手续，往往贻误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时机。

　　受访专家认为，应尽快统一海外投资的审批标准，使审批内容更具合理性。应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内容，提高审批效率。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应设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管理机构如对外投资委员会，在宏观层面上统一领导和协调组织全国的对外投资活动。

　　其三，加强服务支持体系建设。“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往往是信息不灵。”在卢进勇看来，这是当前最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当前在信息服务方面，我国主要依靠驻外使领馆提供一些有关驻在国的宏观经济、市场需求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方面的信息。这些商务信息一般都直接反映到中央有关部委，按行政隶属关系再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传递，基本上是一条单向、封闭的路线。而我国市场化的信息服务，也处于较低的水平，搜集的信息比较零散，缺乏整理加工，很多信息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掘。

　　“融资难”，也是受访专家一直强调的问题，而其背后，则是国家严格的外汇管制。赵晋平提到，近年来，为了适应我国境内投资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需要，外汇管理局逐步放宽了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理。但是，企业“走出去”的融资担保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国家对境外投资企业的资金筹措和贷款担保仍限制得过多过死，极大削弱了海外投资企业的国际国内融资能力。

　　专家建议，应加大支持力度，丰富支持手段。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放宽贷款担保限制。重视发挥商业银行的作用，鼓励银企合作。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应该尽快设立海外投资发展基金、中小企业海外产业投资基金、对国家利益有重大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等，建立与完善我国的基金支持体系。

　　在信息咨询和技术援助方面，国家有关部门要定期发布国别投资环境报告，尽可能提供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法律和社会文化等信息；建立对外投资国别地区项目库和有兴趣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信息库，为企业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项目提供服务；进一步了解企业的需求，联合驻外使领馆和国际商会分支机构形成庞大的信息互动网络，并加强对信息的整理和提炼，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