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时，孟京辉就是个捣乱分子。他的第一部戏是一部激情之作。他把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的名剧《送菜升降机》搬到学校教学楼的四楼礼堂。回到宿舍后，人们议论说，那是什么东西？！但从那时起，他的每一出戏，尽管一直有人责骂，却从来不缺少观众。那个四楼的礼堂，挤满了三百多个学生。他们是孟京辉的第一批观众。免费的。
孟京辉喜欢这种先锋实验（人们通常称之为“看不懂”）的姿态。他从不怕观众们看不懂，一心要打破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常态。毕业后，1993年，孟京辉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的第一部戏《思凡》，“是第一个可以算作‘创艺’的作品”。他把中国明朝的一对尼姑和尚的怀春故事，与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嫁接到一起。灵动的舞台，滑稽模仿，和现实有关的时事政治隐喻，夸张的表演又带着一点抒情的诗意。“新鲜！”孟京辉说，“周围从来没有这样的戏。”
《思凡》一共演出20场，几乎场场爆满，但这部戏几乎没什么票房。7000元的成本，由话剧院来承担，孟京辉也没有任何票房的压力。他后来对我说，北京人那时还根本没有买票的习惯（上海已经慢慢出现），来看戏的人，大多是赠票。但《思凡》的上座率已经证明，孟京辉的戏，不会缺少观众。
票房！票房！
孟京辉的戏剧工作室在鼓楼附近一个僻静的胡同。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根本无法把那个简陋的阁楼，和他在舞台上经常呈现的效果联系起来。那里看上去像一个临时建筑物，是国家话剧院的一部分。每次从旁边的小石梯出来，孟京辉总会在身后提醒：“小心！第一步梯子有点高！”
和如今大多数年轻导演相比，孟京辉的第一步要走得高一些。中国现在的话剧舞台，许多活跃者并非专业出身，他们大多由资深话剧迷演变而来。热爱戏剧的年轻人把兴趣爱好，变成一种职业。他们成立自己的话剧工作室，但却并不属于任何一家国营剧院。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财务上的紧张。但对体制内的孟京辉来说，之前这并不是问题，直到他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后，他得保证有足够的票房收入至少能让工作室收支平衡，坚持下 去。
孟京辉在票房上的尝试，起初有点瞎胡闹的性质。《思凡》上演时，票价定位5元到10元之间。看到观众很多，他把紧接着排演的《阳台》，定价为30元。“当时就是故意的。”他说，“搞什么商业化。”但事实上根本没什么人买票入场。
1998年，孟京辉从日本观摩一年回国。日本给了他一种震撼。“我感觉需要和更多人交流，这样我就不能再任性、任意。”孟京辉说，“我必须和所有人接触。现在我的先锋是走向人民。”而走向人民，至少从字面上来看，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人走进剧场。
回国后排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孟京辉第二个具有“创艺”性质的代表作。“和《思凡》不一样，《思凡》还小情小调，而《无政府》已有点大抒情大写意的东西，里面有大力量，在当时中国也是没有的。”他说。
这部戏以80元的票价创下中国剧场新高。但一切似乎还没发生任何改变：空前的上座率，票房却不高。
孟京辉觉得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直到今天他也说不出具体的原因。他说那时没有人知道如何去卖票。在此之前，他所有的戏基本都由国家投资。某种角度看，所有人都还没有面临真正的票房压力。他只是有这个欲望，但从未努力去实现。直到1999年，《恋爱的犀牛》上 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