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的富士康也要开店了。

在跳楼悲剧连续发生之后，可以看到的是，富士康已经把发掘企业价值链的希望寄托于下游，以开店为核心，推进其品牌的成长，应该是富士康下一步的企业战略。

在这方面，富士康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5月底，郭台铭宣布：富士康的老员工将可以以富士康的“万马奔腾”计划为依托，在家乡的乡镇企业中开家电连锁店。以这样一个链条，郭台铭把不能升职的员工前途、企业的品牌打造、开店的人员需求和信用需求，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富士康企业的价值链提升，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不能升职的老员工可以通过开店来获得更高收益，企业的品牌可以通过地面店的拓展得到消费者认可，富士康可以通过老员工之间的信用链条来保证资本安全，而代工利润，可以从开店直接拿到消费者货币选票而避免被国外品牌公司的盘剥。富士康这条大船又开始了前进的征途。

有更多的企业经营者走在了郭台铭的前面。国内较早开放的下游消费产业，包括服装、家电、饮料、日用百货，这些产业中的个体企业，在走过了拼规模、拼宣传等一个个步骤之后，壮大的企业几乎无不走向上下游整合，形成产业链竞争的形态。上游公司+农户、工厂网络化和西迁、大规模广告所形成的消费者优选品牌和专卖店体系成为公司利润的进一步来源点。可以看到的是，国内多数产业龙头，包括家电业的TCL、服装业的雅戈尔、食品饮料业的娃哈哈、蒙牛，甚至更为细分的行业龙头正泰德力西，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这一条道。富士康，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后起产业——IT技术的行进者。

政府和社会必须对这些企业采取如此曲折的道在产业上行进进行反思。正如一家媒体早先提出的那样，中国创造，为什么没有成为企业的共同选择?

在这样一条道上行进，其实风险非常大。以TCL最近在液晶制造方面进行的大规模投资而言，液晶屏制造在国际水平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兴产业，液晶屏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TCL投资液晶制造，其商业战略的实质还是规模效益，用规模来拉低成本，进而使中国企业的特色进入上游，起到技术普及的作用，背靠中国市场把利润挤出来。

国内企业的这种径，实际上已经在对社会改造提出要求。

国内企业身负重压：上游的垄断企业刚刚又开始提价，能源业的石油好不容易降了一点价，刚刚作为清洁能源普遍得到采用的天然气开始大规模涨价，这种并不宽松的环境，要求领导级的企业必须拿到看得见的利润，因此为创新而冒险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件奢侈之事;高税收使得收益变小;流通环节的混乱造成对制造业企业的重压，流通业不是不存在竞争，而是缺少一个能与制造业企业对话的行业自律协会，作为一个离钱更近的行业，这个产业的自律是国内工商业界进入世界水平的必要条件，而缺乏社会中间组织，正是这个产业混乱的核心原因;工业企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成本大幅上升，这主要体现为制造业所需要的集中式城市人口供应因为地价和房价的快速上升而变得成本极其高昂，虽然中间有工人的忍耐而使成本有相当的降低，但追求更高工资水平也使得所有企业劳动者为追求绝对收益而不断更换工作岗位，谋求升职，进而造成企业内部的争斗激烈;下游的物流成本同样因为垄断而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因向上负责而追求片面的政绩工程，使得地方性捐资捐助行为越来越多;各级地方政府各有钱袋子企业，许多本该破产的企业无法正常死亡，使得劣质低价产品始终不能退出市场，竞争无法向优质、优价方向转进;教育理念落后，无法向企业提供大量优秀的技能型人才和足够的创新型人才。

所有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为有形之手的利益和政绩冲动使其行为短期化，以及市场化不完全而使得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因此先行产业的企业个体不得不采取保守策略，更试图借助外力和中国特色来进行经营。以规模来冲抵风险，以“关系”信用来抵消社会无信用的个案式解决，现在已经占到了整个国内企业经营的上风。

这种解决方案，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并无好处。因为无论是规模还是“关系”，都是一个新兴企业所无法具备的。因此单凭创新的中小企业，很难在中国社会中立足，这不但会减缓竞争，而且会放慢社会进步的步伐。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可以看到的是，国内社会内生的一系列矛盾，集中地表现在作为竞争个体的企业身上。因此当下我们已经无法对个体的企业经营者再做什么要求，如果政府和社会不对整个环境做出改造，那么作为经济急先锋的企业已经无力再对国际最新浪潮进行追赶了。

从上世纪70年代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关于美国工人和苏联工人生活水平比较的“厨房对话”，到美国成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经济竞争已经代替军备竞赛而成为社会制度之间主要竞争模式。正是由于实现了国内普遍的社会福利提高，美国不但能够输出其价值观，而且成为了世界游戏规则的决定者。而同样明显的是，已经借助后发优势初步实现了经济起飞的中国，要想进一步成为一个强国，社会改造将成为绕不过去的下一个门槛。渐进式改革的后发优势已经用尽，现在是整个中国社会直面更为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了。